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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元春:供給側改革并非只減稅 落地需利益協調

每經(jing)網 2015-12-29 22:03:35

供給側改革要(yao)整體規(gui)劃,短(duan)期(qi)和中長(chang)期(qi)措施協調配(pei)合,同時(shi)需(xu)要(yao)有底(di)線管(guan)理,避免(mian)短(duan)期(qi)出現系統性風險。

每(mei)經編(bian)輯|馮彪    

每經記者 馮彪


精彩觀點:

供給側改革要(yao)整體規劃(hua),短(duan)期(qi)和中長期(qi)措施協調配合,同時需要(yao)有底線管理,避免(mian)短(duan)期(qi)出現系統性風險。

利益(yi)協調(diao)是一(yi)(yi)個難題(ti),也是深水區改革最(zui)頭疼的問題(ti),需要政(zheng)府有(you)一(yi)(yi)個整體規劃,也要有(you)完善(shan)的保障體系。

供(gong)給(gei)側(ce)結構(gou)調整將于2016年正式“破土動工”。盡管這已成共(gong)識,但在中國(guo)(guo)(guo)人民大(da)學(xue)國(guo)(guo)(guo)家(jia)發展(zhan)與(yu)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chun)看來,我國(guo)(guo)(guo)的供(gong)給(gei)側(ce)結構(gou)改革和(he)西(xi)方的供(gong)給(gei)學(xue)派理念有明顯區別。

實(shi)際(ji)上,供(gong)給側結構性改革(ge)是一(yi)個循序(xu)漸進的過程。同時,我國還面臨(lin)保(bao)就業等壓力(li)。

那么,供給改(gai)革與(yu)短(duan)期經濟(ji)壓力如何(he)協調?2016年(nian)有哪些風險(xian)值得關注?為(wei)此,《每日經濟(ji)新(xin)聞》記者(以下(xia)簡稱NBD)專訪(fang)了(le)劉元春。

供給側調整破解結構失衡

NBD:為什么要選擇供給側而不是刺激(ji)需求?

劉元春:目前(qian)來看,第一(yi)個(ge)原因就是(shi)由于(yu)市場體系的(de)扭曲,導(dao)致需(xu)求側管理手段的(de)效果處(chu)于(yu)遞減狀態,出(chu)口、投資、消費的(de)調整達不到預期目標(biao)。

第二個方(fang)面(mian),在全球性結構失衡(heng)的(de)(de)(de)背景(jing)下,我國供(gong)(gong)需失衡(heng)的(de)(de)(de)結構性問題(ti)更加凸顯。在低端產業(ye)、高能耗產業(ye)上(shang),出現嚴重的(de)(de)(de)產能過剩,但中(zhong)高端產品(pin)供(gong)(gong)給不(bu)足。這(zhe)種結構性失衡(heng)的(de)(de)(de)問題(ti)是(shi)需求側調整所解決不(bu)了的(de)(de)(de)。

NBD:您認(ren)為供給側(ce)改革應該從(cong)哪些方(fang)面發力(li)?

劉元(yuan)春:一是要重(zhong)構監管(guan)體系,通過簡(jian)政(zheng)放(fang)權、放(fang)松管(guan)制等手(shou)段,加強市(shi)場(chang)建設,恢復市(shi)場(chang)活力,讓(rang)供給端(duan)對(dui)需求(qiu)端(duan)的反應更靈(ling)敏(min)。這樣供給端(duan)才(cai)能(neng)根據市(shi)場(chang)需求(qiu)的變化,讓(rang)過剩行業(ye)中的企業(ye)盡(jin)快(kuai)退出,短缺的行業(ye)能(neng)有更多的資(zi)金(jin)和(he)企業(ye)進入。

二是要加強存量調(diao)整,對產能(neng)(neng)過(guo)剩(sheng)行業(ye)、房地產庫存等發(fa)動“殲(jian)滅戰”。目前一些產能(neng)(neng)還不能(neng)(neng)主動退(tui)出,可(ke)能(neng)(neng)需要政府介入(ru)。

三是要(yao)(yao)放活增量,要(yao)(yao)為新興產業、高端制造(zao)降(jiang)低進入門檻,特別是要(yao)(yao)破(po)除(chu)進入壁壘,根本(ben)性(xing)打破(po)“玻璃(li)門”、“彈(dan)簧門”。當(dang)然,財政(zheng)和貨(huo)幣政(zheng)策也要(yao)(yao)圍繞上述改革(ge)來布(bu)局。

NBD:提及供給改(gai)革,我國存(cun)在哪些新情況(kuang)?改(gai)革方(fang)式(shi)又有何不同?

劉元(yuan)春(chun):目(mu)(mu)前,關于供給側改革(ge)的觀念有(you)幾個誤區。有(you)觀點認為我國的供給側改革(ge)思路來源于西方供給學(xue)派(pai)的理論或自由放任的主張。當時西方供給學(xue)派(pai)面臨的背影是經濟滯脹,而我國目(mu)(mu)前沒有(you)發生這種情況。

供給學派根(gen)據“拉佛曲線”建議政府(fu)減稅(shui)(shui)(shui),即在高稅(shui)(shui)(shui)率的(de)時(shi)候降低邊際稅(shui)(shui)(shui)率,可以(yi)帶來(lai)總(zong)產出增長和稅(shui)(shui)(shui)收總(zong)額(e)增長。但(dan)我(wo)國目前不存在總(zong)量(liang)減稅(shui)(shui)(shui)的(de)問(wen)題(ti),過剩(sheng)(sheng)產能退出和有效(xiao)供給不足的(de)問(wen)題(ti)不可能由全面減稅(shui)(shui)(shui)來(lai)解(jie)決,而是要(yao)加速產業(ye)調整,對實體產能過剩(sheng)(sheng)、金融體系高杠桿、高收益(yi)率自(zi)我(wo)循(xun)環的(de)強力糾正。

我國(guo)的目標是要使市(shi)場(chang)(chang)在資源(yuan)配置(zhi)中起(qi)決定性(xing)作用(yong),途徑(jing)和西方國(guo)家快速私(si)有化和市(shi)場(chang)(chang)化不同,因為我國(guo)市(shi)場(chang)(chang)機制(zhi)還不夠完(wan)善,仍需要政(zheng)府(fu)的有形之手幫助市(shi)場(chang)(chang)恢復功能(neng)。

改革難點在利益協調

NBD:供給側改革(ge)發揮效果是個長期緩(huan)慢(man)的過程,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huan)、保就業的短期壓力,該(gai)如(ru)何協調?

劉元春:這需要整體規劃,短期和(he)中長期措施協調配(pei)合(he)。短期來看,還(huan)是(shi)需要有底線管理,避(bi)免短期出現系(xi)統性風險,比如高層也強調一定的(de)增長速度很(hen)重要。

在(zai)穩增(zeng)長的(de)基礎上(shang)制定中期調(diao)(diao)整(zheng)方案,中長期調(diao)(diao)整(zheng)需(xu)要(yao)循序漸進(jin)。例如,在(zai)企業部門(men)債(zhai)務(wu)負擔(dan)較高的(de)情況下,財政需(xu)求(qiu)刺激和要(yao)素(su)改革(ge)(ge)應當相互(hu)平衡,以免在(zai)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feng)險過快增(zeng)加。供(gong)給(gei)側改革(ge)(ge)需(xu)要(yao)做(zuo)的(de)事情很多,需(xu)要(yao)先找到改革(ge)(ge)的(de)突(tu)破點,區分輕(qing)重緩急、有先有后逐步改革(ge)(ge)。

NBD:您認為供給側改(gai)革還有哪些難點?

劉元(yuan)春:我認(ren)為(wei),利益(yi)協調(diao)是(shi)一個難題,這也(ye)是(shi)深水區改革最頭(tou)疼的問題。供給側結構(gou)調(diao)整,必然意味著有(you)些企業需要(yao)減產(chan)、退(tui)出,有(you)些員(yuan)工可(ke)能失業。那么誰該退(tui)出,需要(yao)政府有(you)一個整體規劃(hua),也(ye)需要(yao)完善的保障體系。

另(ling)一(yi)方面,政(zheng)府(fu)也需(xu)要自我“斷腕”。目前(qian),在GDP導向的(de)經濟(ji)“錦標賽”模式(shi)下(xia),地方政(zheng)府(fu)都不愿意自己轄區內(nei)的(de)企(qi)業(ye)先退出,甚至對“僵尸企(qi)業(ye)”采取(qu)保護措施,就(jiu)需(xu)要政(zheng)府(fu)的(de)規劃。這(zhe)也表(biao)明(ming)經濟(ji)改(gai)(gai)革(ge)(ge)必須要和行政(zheng)體(ti)制改(gai)(gai)革(ge)(ge)、社會改(gai)(gai)革(ge)(ge)同步(bu)契合,特別是改(gai)(gai)革(ge)(ge)進入(ru)深水區后,需(xu)要多方面改(gai)(gai)革(ge)(ge)的(de)配(pei)合。

NBD:您認為(wei)宏(hong)觀(guan)經濟可(ke)能(neng)面(mian)臨哪(na)些(xie)風險(xian),供給側(ce)改(gai)革該(gai)如何(he)應對?

劉元春:外部沖擊的(de)加(jia)劇使我(wo)國實(shi)體(ti)經濟的(de)結構性問題、金(jin)融風險問題達(da)到一(yi)個新高度。例如,美國加(jia)息(xi)可(ke)能帶來(lai)資本市場(chang)異動,新興(xing)市場(chang)可(ke)能二次(ci)探(tan)底,并(bing)對我(wo)國外貿造(zao)成不(bu)利影響(xiang)。

另(ling)外,也需(xu)要警惕衰(shuai)退性(xing)泡沫。目(mu)前(qian)實體經(jing)濟(ji)下行(xing),但(dan)流(liu)動性(xing)又很多,這(zhe)些流(liu)動性(xing)就(jiu)會進入(ru)一些目(mu)前(qian)監管還不完善的領(ling)域(yu),例如(ru)互聯網金融很火(huo)爆,這(zhe)可能形成衰(shuai)退性(xing)泡沫。再有(you)就(jiu)是企業(ye)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也需(xu)要關注。針(zhen)對(dui)不同領(ling)域(yu)需(xu)有(you)相應的改(gai)革措施(shi),光靠(kao)供(gong)給側改(gai)革也不可能解決所有(you)問題(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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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馮彪 精彩觀點: 供給側改革要整體規劃,短期和中長期措施協調配合,同時需要有底線管理,避免短期出現系統性風險。 利益協調是一個難題,也是深水區改革最頭疼的問題,需要政府有一個整體規劃,也要有完善的保障體系。 供給側結構調整將于2016年正式“破土動工”。盡管這已成共識,但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看來,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和西方的供給學派理念有明顯區別。 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同時,我國還面臨保就業等壓力。 那么,供給改革與短期經濟壓力如何協調?2016年有哪些風險值得關注?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劉元春。 供給側調整破解結構失衡 NBD:為什么要選擇供給側而不是刺激需求? 劉元春:目前來看,第一個原因就是由于市場體系的扭曲,導致需求側管理手段的效果處于遞減狀態,出口、投資、消費的調整達不到預期目標。 第二個方面,在全球性結構失衡的背景下,我國供需失衡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凸顯。在低端產業、高能耗產業上,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但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這種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是需求側調整所解決不了的。 NBD:您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 劉元春:一是要重構監管體系,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等手段,加強市場建設,恢復市場活力,讓供給端對需求端的反應更靈敏。這樣供給端才能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讓過剩行業中的企業盡快退出,短缺的行業能有更多的資金和企業進入。 二是要加強存量調整,對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庫存等發動“殲滅戰”。目前一些產能還不能主動退出,可能需要政府介入。 三是要放活增量,要為新興產業、高端制造降低進入門檻,特別是要破除進入壁壘,根本性打破“玻璃門”、“彈簧門”。當然,財政和貨幣政策也要圍繞上述改革來布局。 NBD:提及供給改革,我國存在哪些新情況?改革方式又有何不同? 劉元春:目前,關于供給側改革的觀念有幾個誤區。有觀點認為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思路來源于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或自由放任的主張。當時西方供給學派面臨的背影是經濟滯脹,而我國目前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供給學派根據“拉佛曲線”建議政府減稅,即在高稅率的時候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帶來總產出增長和稅收總額增長。但我國目前不存在總量減稅的問題,過剩產能退出和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不可能由全面減稅來解決,而是要加速產業調整,對實體產能過剩、金融體系高杠桿、高收益率自我循環的強力糾正。 我國的目標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途徑和西方國家快速私有化和市場化不同,因為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仍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幫助市場恢復功能。 改革難點在利益協調 NBD:供給側改革發揮效果是個長期緩慢的過程,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保就業的短期壓力,該如何協調? 劉元春:這需要整體規劃,短期和中長期措施協調配合。短期來看,還是需要有底線管理,避免短期出現系統性風險,比如高層也強調一定的增長速度很重要。 在穩增長的基礎上制定中期調整方案,中長期調整需要循序漸進。例如,在企業部門債務負擔較高的情況下,財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應當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險過快增加。供給側改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先找到改革的突破點,區分輕重緩急、有先有后逐步改革。 NBD:您認為供給側改革還有哪些難點? 劉元春:我認為,利益協調是一個難題,這也是深水區改革最頭疼的問題。供給側結構調整,必然意味著有些企業需要減產、退出,有些員工可能失業。那么誰該退出,需要政府有一個整體規劃,也需要完善的保障體系。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自我“斷腕”。目前,在GDP導向的經濟“錦標賽”模式下,地方政府都不愿意自己轄區內的企業先退出,甚至對“僵尸企業”采取保護措施,就需要政府的規劃。這也表明經濟改革必須要和行政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同步契合,特別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需要多方面改革的配合。 NBD:您認為宏觀經濟可能面臨哪些風險,供給側改革該如何應對? 劉元春:外部沖擊的加劇使我國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金融風險問題達到一個新高度。例如,美國加息可能帶來資本市場異動,新興市場可能二次探底,并對我國外貿造成不利影響。 另外,也需要警惕衰退性泡沫。目前實體經濟下行,但流動性又很多,這些流動性就會進入一些目前監管還不完善的領域,例如互聯網金融很火爆,這可能形成衰退性泡沫。再有就是企業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也需要關注。針對不同領域需有相應的改革措施,光靠供給側改革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
2016投資特刊 劉元(yuan)春 供給側改(gai)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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