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經特約評論員 李善同 唐澤地

在2020年1月3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由“成渝經濟走廊”到“成渝經濟區”，再到“成渝城市群”，以及現在的“成渝雙城地區經濟圈”，體現了中央頂層設計對川渝地區發展的戰略重視。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對于促進新形勢下的區域協調發展，引領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可以統一發展思路、凝聚共識，明確成、渝的雙核作用。從區域發展規律而言，撒胡椒面式的平均主義，不利于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及資源的優化配置，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也表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未來的競爭是以中心城市或城市群為載體的競爭。2019年四川、重慶的經濟總量占西部12省（市、區）的34.2%，且重慶、成都為西部地區經濟規模最大的兩個中心城市。重慶和成都是川渝地區的絕對雙核，兩市占據川渝地區經濟總量的57.8%，雙城地區經濟圈建設無疑將強化重慶、成都的引領帶動作用。

另一方面，成渝雙城地區經濟圈將作為西部地區甚至是內陸地區改革開放的新高地。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明確要加大西部開放力度，鼓勵重慶、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推動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從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來看，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東部地區的增長極和高質量發展的主引擎，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有利于打造多中心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培育內陸地區的世界級城市群，并引領西部地區的高質量發展。

從中長期來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具有基于經濟長期向好的發展期、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提質期以及新一輪區域政策的戰略機遇期的發展優勢。

第一，經濟長期向好的發展期戰略機遇。我國擁有逾14億人口，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培育了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繼續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擴大，市場潛力和成長性進一步增強，形成了經濟超大規模性的獨特優勢，依托這一優勢將促進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和全球地位持續提升。近年來，全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是川渝地區經濟保持較快增長（2019年重慶、四川、成都的GDP增速分別為6.3%、7.5%、7.8%，均快于全國6.1%的增速）。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影響，第一季度重慶、四川、成都的經濟增速分別為降6.5%、降3.0%、降3.0%，但受沖擊程度均低于全國總體水平（降6.8%），表現出了較強的抗壓能力和經濟韌勁。此外，川渝地區是中國西部與全國和世界經濟聯系最密切的人口和經濟集聚區，是連接歐洲的關鍵樞紐和重要門戶。因此，川渝地區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重慶、成都不斷強化高質量發展區域增長極的作用，具有高度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意義。

第二，工業化提質期的戰略機遇。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根基，關乎改革和發展的全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研究表明，制造業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科技創新的主戰場，是國際競爭的核心領域，制造業對農業、服務業具有重要的溢出和帶動作用。

近年來，隨著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貿易制度與政策的優化，全球和一國內部分工不斷深化，分工越來越細化到價值創造的每一個環節，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川渝地區依托比較優勢很好地融入了全球及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具有良好的工業基礎，在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食品加工等行業形成了發展優勢。此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擁有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工業化提質的戰略機遇期，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應該既重視產業間的升級，從低技術產業向高技術產業升級，又要重視向價值鏈中高端升級。具體而言，既要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要重視傳統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升級。

第三，城鎮化提質期的戰略機遇。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前期所積累的大量問題和矛盾，在城鎮化的中后期集中顯露。從各國發展經驗來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城鎮化的中后期，都經歷了城鎮化由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折，城市發展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產業升級。中國應該還有將近20年的城鎮化快速發展空間，但這是一個減速的推進過程。

未來，我國城鎮化必須從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提升方向轉型，提高城鎮化質量將成為發展重點，并且，城鎮化將進入綠色發展階段，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以及城市發展分化可能成為一種新趨勢。此外，城市群將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城市群內部大中小城市之間產業和功能的合理分工，可以發揮各類城市的比較優勢，形成優勢互補的分工格局，實現內部規模經濟、地方化經濟和城鎮化經濟。2019年，全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重慶、四川、成都的城鎮化率分別為66.8%、53.79%和74.41%，四川的城鎮化水平有較大提升空間。

第四，新一輪區域政策帶來的機遇。當前的區域政策區別于過去，過去的區域政策，比較多地采用傾斜性的政策，例如對一些地區給予稅收優惠、信貸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等，而十八大以來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更注重區域發展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更注重效率、生態環境和包容性的協調，更注重區域之間的關聯和功能的提升，體現了從傾斜性向功能性的轉變，并且更多地從體制機制上尋求突破創新。新一輪區域政策強調區域治理與區域協同，更強調促進要素的流動，將釋放體制機制新活力，比如，《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就提出，促進成渝、關中平原城市群協同發展，打造引領西部地區開放開發的核心引擎，強調區際互動合作、要素流動等。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政策的落地，將進一步打破行政壁壘，實現經濟圈內要素合理暢通、自由流動，形成一體化市場，并促進經濟圈同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

（李善同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唐澤地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