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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王兵:碳排放權交易升溫兩難點待解

2013-11-19 01:13:12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目前,企業‘三高’并未反映出資源的內在價值。”11月16日,暨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王兵副教授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

企業 “三高”主要是指高能耗、高污染、高耗水。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策,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高速騰飛,但也有了如今的多地霧霾襲城。

近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與用途管制制度、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尤其是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等。

王兵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環境也是一種奢侈品,隨著中央政府對生態環境的高度重視,未來將不唯GDP論英雄,而是更加注重綠色GDP,相應對于官員的考核體系也會改變,針對“三高”問題,尤其是對于《決定》提及的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政府應加大引導力度,這項措施可以從總量上控制排放指標,同時可使減排成本最低化。

打造“綠色GDP”

《決定》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在歷屆三中全會中,經濟建設的內容比較突出,當前中央已將生態建設提到制度建設層面,并且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一起成為構建“五位一體”的大格局。

《決定》強調,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原則,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占用各種自然生態空間。

王兵表示,“這次中央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未來對于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源配置會影響很大。”

去年至今,隨著外需市場的低迷、勞動力成本的高漲,一大批東部沿海企業紛紛向中西部內陸地區遷移,其中也帶來了不少“三高”企業。

按照資源有償使用及其所反映的市場價格,東部企業還會到中西部地區落戶嗎?在王兵看來,東部地區現在稀缺的是資源與環境,而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還未被污染的自然環境,這除了需要區域協調發展之外,企業也會考慮成本與收益的關系,這樣會倒逼企業環保技術升級,進行產品的深加工,拉長產業鏈來彌補一部分成本。

碳排放權交易升溫

《決定》提出,“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國家制度層面上,推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成為環保市場的一大亮點。

王兵表示,“這些完全是按照市場的手段來治理環境的,在國外一些地區已有很好的經驗,比如美國在1991年出臺了 《清潔空氣保護法》,做的就是二氧化硫排放權交易,因為這涉及到碳排放量的分配問題,交易就要分配,給你100單位,給我200單位,我用不了那么多,但你非常需要,如果你想控制碳排放的話,可以從我這里便宜地賣到碳排放指標。”

實際上,在今年6月18日,深圳碳排放交易權試點正式運行,其中,比亞迪、中興通訊等8家知名企業獲得了碳排放配額證書。

不過,王兵指出,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要設立一個目標,比如控制碳排放到10000單位,再在企業間進行分配,通過企業之間的內部交易,可以實現減排成本最低化的效果,也就是說在治理成本上,讓減排成本低的企業去減排,減排成本高的企業去花錢買指標。

“最大的難題是政府給企業多少配額指標,另外一個難點就是跨區域碳排放權交易,比如深圳企業與廣州企業之間能否交易。目前,中國的污染指標是一級一級分的,從國家分到各省,再從各省分到各市。”王兵補充說,下一步需要打通區域間的合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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