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網訊 《每日經濟新聞》主辦的“2012中國投資年會”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舉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發言中表示，中國現在沒有像樣一點的直接稅，中國稅收的大頭是間接稅，就是消費的主要群體他們不得不承擔稅賦。我們如果走向現代國家現代稅制，應當是降低這種間接稅的比重，而適當的提高直接稅的比重。

以下為演講實錄：

賈康：謝謝主持人，大家好！

我想還是先從宏觀的角度談一談資本金的看法，然后再落到財稅政策方面。我們討論財稅首先還是要從宏觀的角度認識一個大的發展趨勢和框架，因為財稅顯然是為人民服務的。我有這樣幾個基本的觀點，先給大家勾畫一下。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之后，我們這一年度宏觀政策的基調、方向和主要任務已經有所表述，所以穩中求進怎么去解讀？作為研究者，我認為主要是面對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穩住陣腳的同時，做好更加全面的抉擇。如果把去年和今年的宏觀指標做一個銜接的話，其實首先應該肯定，剛剛過去的這一年，我們從宏觀層面來看，主要的指標是相當高的，我們的權威數據雖然還要等待統計局做發布，但是已經八九不離十。公布出去的底是9.1、9.2還是9.3，再前一個年度的增長速度相比，經過四個季度柔性的回調，達到現在的局面。第四季度增長速度應該在8%左右，而今年如果回到年度的要求來說，很可能要提到8%或者是7.5%。因為整個我們“十二五”期間所要求的只要達到7%就可以完成規劃的目標了。

這是相對比較滿意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從中國經濟運行現在表現的基本特征來看，沒有所謂硬著陸的特征。我們的就業從現在得到的信息來看也相當令人滿意，在CPI方面，我們也知道上一年度前面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曾經比較緊張，有的月份已經高度緊張。但是在9、10月份走下來，CPI不僅是啟穩，而且已經明顯回落。今年開局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面，我們在物價方面沒有非常明顯的壓力。所有這些情況合在一起，其實有一個判斷，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穩中求進，并不是在運行的實際情況上已經出現了跟微調控意圖的明顯偏差。主要是往前看，我們希望能夠把所謂適當的調低增長速度，這種又好又快的組合繼續延續下去。

如果說穩中求進這個表述在200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暴對我們施加壓力的情況下，曾經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文件當中表述出來，13年之后這次的表述，我的解讀就是，它和那個時候具體的含義還是有區別的。我們那個時候并沒有對付通縮的經驗，我們需要在穩住陣腳的情況下，在政策框架的設計和磨合方面有一個發展過程。而現在我們有比較充分的對付通脹、通縮兩方面的宏觀調控經驗，我們現在主要是在密切關注外部世界的巨大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種陣腳一旦表現為向某個不必要的方向轉變，我們就應該相應的采取措施。

我們還有一個判斷，現在所謂外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前面劉世錦主任所說到的判斷是吻合的，日本方面的指標有它的特色，現在也沒有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日本可以出現什么樣的變化，其實主要的不確定性就是集中在歐元區。從決策到管理部門，到企業界，到觀察者，普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焦慮，甚至是憂心忡忡的心態，主要焦慮的源頭主要是來自這種歐元區，到底歷史命運如何，現在很難做一個稍微清晰一點的預測。

所有對于歐元區的預測，我個人如果帶一點直率特色的評價就是，都帶有算命的性質。最樂觀地說，歐元區一定會繼續發展，最悲觀地說，歐元區天命休矣。我們看到很有分量的經濟學家說，我們現在私下只是在討論歐元解體之后，怎么樣盡可能的減少它對于世界經濟的不良影響等等。還有一種比較典型的意見是說，歐元崩潰與否，在概率上是50：50。給了我們一個明顯的警醒，就是歐元崩潰的可能性至少要占一半。在量的預測方面，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對歐元區的意義做出一個稱得上預測的意見，我們只能歸結為所謂的不確定性。

到目前為止，這樣的預測使我們得到的印象是無法充分相信任何一個帶有一定取向性的預測。所以還是要歸結到，人類社會在他的發展過程中間，在歐洲實現了以貨幣聯盟為特征的共同體之后，能不能形成一個有支撐力的財政聯盟？這個歷史考驗我們只能根據觀察。所以中國在自己的全面開放和對外依存度的基本格局之下，高外貿依存度的制約條件下，我們必須充分的重視外部世界怎么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是拉著我們動的。我們雖然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自己經濟總量占整個世界經濟總量也只是8%左右。而發達國家經濟體它們之間的聯動效應非常明顯，歐元區的美國和日本，一旦歐元區的情況明朗化，如果真的出現了所謂二次探底式的演變，很明顯的我們受到的外部沖擊就是人家拉著我們往低走，我們不可能拉著人家往景氣好和高的方向走，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所以再往下，面對這種復雜多變、階段性很明顯的特征，我們適度預調很重要。我個人的解讀，貨幣政策11月的動作至少要放在預調的概念上來理解。至于說是不是拉開了所謂整個貨幣政策走向寬松的序幕，還要看下面一個階段世界大勢到底怎么演變。但是我們自己更要強調預調概念之下必要的定向寬松。

我覺得在中國的宏觀調控方面顯然存在著某種臨界點的問題，去年上半年，中央抽緊銀根，有的報道說珠三角出現了明顯的倒閉潮，這種說法言過其實了。而且底下有一種評論，對于企業來說，如果感覺更緊張一些，但不是倒閉潮的數量級的問題的話，未必是壞事。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我們所追求的企業在競爭中間怎么樣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升級換代的一個必要的環境壓力。但是凡事要有度，到了去年下半年，顯然在某些區域，銀根抽緊以后調控力度已經超過了企業相對普遍而言能承受的臨界點，最典型的不良的表現就是溫州成規模的企業幾十家出現所謂倒閉潮，這次是真的有這樣的現實壓力。幾十家比較成規模的當地大企業在全國來看至少是中型以上的企業，他們的掌門人和老板，以所謂的“跑路”的方式擺脫他們資金鏈的壓力。我們不得已必須要做應急滅火的處置，有關部門在做現場調研的同時，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指導了這種應急事件的處理，平息事態。當地的政府媒體披露說以領導們打過越洋電話讓他們回來，重新生產經營，在資金鏈斷裂以后想方設法接續起來，政策給了一個定向寬松。而在這個臨界點突破之后，我們看到就是所謂經濟問題的政治化。在這個宏觀調控中間，中國的種種現實矛盾制約、矛盾突顯的綜合考慮之下，我們必須更加審慎地把握這種臨界點的問題。

在溫州事情出來之后，我個人認為應該總結這樣幾點必要的認識。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在長三角、珠三角過去增長的區域已經勢在必行，溫州的金融方面的問題，要追溯到為什么實體經濟不能升級換代。有了資金以后以炒房團的方式運作，而一旦外部壓力到來，這個高利貸的副作用殺傷力就明顯體現出來。實體經濟只有在升級換代的過程中間，首先解決自己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問題，才能夠符合現在所說的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的要求。金融多樣化的綜合配套改革勢在必行，應該通過這種改革，使溫州這樣的地方，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地方，常規金融往往不起太大的作用的地帶，和我們發展的多種金融形勢的中地帶，實現對于實體經濟層面可持續的支撐。而把原來已經成為一統天下，或者是至少起主導作用的高利貸擠出去，至少要把它邊緣化，這樣才是我們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一種應用的狀態。這種狀態的實現需要有綜合的配套金融改革。顯然在我們國家討論支持長期發展的融資機制問題無法回避政策性融資，支持小微企業，支持三農，支持小規模企業的創新活動，無法想像只靠常規的商業性金融就可以持續的給予支持，必須有政策性的融資機制加入進來，和商業性的機制形成合力，才可能把溫州這樣地方的中小企業可持續作為自己的支持對象的事情做實做好。

把這些東西做一個簡單的勾畫以后就要說說財稅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中央明確表述的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且我們要做預調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方面，首先在支出方面要繼續有所作為，而支出的基本脈絡其實是相當清楚的。就是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統籌協調。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里面，受到特別重點支持的對象顯然包括新農村建設，三農方面的一些必要的支持。也包括小微企業，他們怎么樣在復雜環境之下繼續生存和發揮他們應有的功能，定向寬松的財稅配套支持，以及對于和民生密切相關的一些重大事項，改善民生的保障房建設。今年必須達到的教育方面的政府投入占GDP4%目標方面的財力支持，新醫改必須要推進方面的必要資金支持等等都要作為突出的重點。

在支出方面，加大投資力度的同時還要努力追求機制轉變創新，像保障房建設這樣的事情，肯定不能政府大包大攬，必須找到有效的四兩撥千斤的機制，拉動社會資金一起形成合力，支持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設。這樣一些支出方面的要點，還必須配合收入方面，稅費改革進一步全面的優化和相關機制創新的深化。在這個方面一個必須提到的重要的主題詞就是結構性減稅，我們看到中央的文件在這里面做重點的表述，但是實際上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