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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先進技術交流對接會現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楊棄非 攝

“中日兩國間的合作主題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從最早的技術合作，到后來的產品進出口，下一個時代的投資理念應是‘共創’合作。”在今日（11月7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配套活動——中日先進技術交流對接會上，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福田高干如是總結。

作為他這一判斷的背景，中日今年正布局新一輪合作。在疫情影響下，今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復上海、蘇州、天津、青島、大連、成都等6座城市建設中日地方發展合作示范區，期望進一步推進兩國在創新技術領域的合作。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中日數字總商會會長沈高平指出，目前兩國的技術合作不再是單方面“投一筆錢”就能實現，隨著技術發展進入“深水區”，“中國資源也需要加入進來，兩國共同尋找解決方案，深挖兩國的合作潛力”。

他認為，會上發布的“中日在線·商務投資合作數字平臺”正是在此需求下應運而生。據他介紹，在中國明確將擴大服務貿易進出口的當下，搭建平臺能夠引進更多服務方，多方共同參與下，實現“解決方案”的“共創式合作”。

“挖掘”日本科技型中小企業

在今年9月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20年白皮書》中提到，2019年1～10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為33.3億美元，略微下降2.9%。盡管受疫情影響合作有所收窄，但日本企業已注意到了中國制造和消費的升級，并將目光轉移至更優質的商品、技術和經驗，以期進一步加強對中國市場的開發。

在外界看來，新技術和新模式正是中日新一輪合作的關鍵所在。其原因如沈高平所說，中日兩國在產業發展、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大量日企開發的技術更適合在中國市場推廣，中國也需要引進新技術推動產業升級。

共識是存在的，但落地困難仍存。

沈高平指出，與前一輪合作的邏輯不同，新技術在投入市場之前很難有效評估其市場表現和風險。基于此，不少日本企業在技術合作上處于觀望和猶豫狀態。此前日本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產業二部總監黃思華就曾指出，即便類似索尼、松下、三菱這樣的大公司，智能制造的許多細分領域尚未進入中國市場。

對于中小企業格外如此。“日本科技企業有90%以上都是中小型企業，他們有很多技術‘爛在地里’。”沈高平指出，“讓它們的技術跟中國市場結合，對兩國都有價值，因此，需要改變過去的合作方式來解決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

信息的不對稱放大了合作瓶頸。

今年，在國家鼓勵對日地方合作的總體思路下，越來越多的城市放眼對日合作，一方面拓寬了日本科技進入中國的市場邊界，同時也帶來了更多樣化的合作需求。以6個中日地方發展合作示范區為例，大連聚焦高端裝備制造和新材料產業，蘇州規劃了智能制造、高端醫療等生態圈，成都則更關注文化創意產業。

基于此，沈高平分析，中日科技的互補性也呈現出了地域多元化特征，對于謀求進入中國市場的日企來說，更需要精準定位合作契合點。

中方企業的參與，將能更有效地拉近兩國科技合作的距離。論壇現場嘉賓提及，二者不僅能有效實現科技供給和需求的對接，還能夠共同創造出符合中國市場的合作新空間，推動解決日本中小企業的出海難題。

“解決方案”式合作需理念再造

如何再造中日新的合作模式？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所長高島龍佑提及，中日已在第三國開展了類似的“共創”合作，根據現有經驗，成功的關鍵在于打造一個包括金融、法律、商貿、孵化平臺等在內的“綜合構想平臺”，這需要合作企業的共同創新。

這也同樣適用于兩國之間的新一輪科技合作。

沈高平認為，兩國企業需要構建一種“解決方案”式的合作。除了參與雙方之外，各類能夠推動合作的咨詢、金融、法律等企業也將參與其中，并在一個囊括所有資源的平臺上實現需求的對接，在減少交易成本的同時，將能提升合作的落地性。

在他看來，新平臺的搭建也將為兩國之間帶來更多服務貿易合作的機遇。不斷出臺的服務貿易利好政策亦有望加速這一發展——在本屆進博會發布的《中國服務進口報告（2020）》中指出，未來五年中國服務進口規模累計有望達到2.5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將超過10%，而去年這一比例為8.6%。

與此同時，兩國對數字經濟的重視進一步為平臺的搭建提供了技術支撐。據沈高平介紹，面對疫情對數字化發展的推動，日本已提出，將在2021年成立數字廳，從頂層設計上推動全國數字化的進程。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對過去產業園發展模式的升級。

沈高平認為，目前，許多城市都在建設以中日合作為主題的產業園。不同于過去僅注重企業集聚的“開發區”，產業園不僅要找到各自的特色，還要有意識地按照產業鏈上下游的邏輯，提升產業園的產出效率。在“共創”的模式下，企業能夠形成生態，這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其在中國的實體布局。

總而言之，理念的升級是進一步推進中日科技合作的重中之重。“我們要有共創的意識，一定要有更強的意識去尋找合作機會，并且需要主動尋找一些互補的點。”沈高平如是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