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王涵

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經貿開放，推動中國進一步參與到全球經濟、特別是亞洲周邊國家的經濟中。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化，特別是亞洲經濟的一體化，相當于給中國提供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籌碼，降低了貿易摩擦對中國的沖擊，是中國經濟的“護城河”。中國繼續擴大對外經貿開放，進一步加強同全球其他地區的經貿聯系，會進一步降低貿易摩擦帶來的沖擊，鞏固中國經濟的“護城河”。

說起中國經濟，當前難以回避的一個話題就是中美貿易摩擦。從經濟數據來看，自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還是受到了一些拖累。很多人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來跟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對比，因為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從長遠一些來看，大家可能擔心中國會不會出現類似日本的情況，因為日本在當時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資產泡沫以及后面的經濟低迷等問題。

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貿

我們首先從日本和德國說起。戰后，日本、德國的經濟都增長迅速，發展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與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類似，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德國都遭遇過貿易摩擦問題。在日美貿易摩擦的同時，德國也遭受到了一些來自美國的貿易摩擦，比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也要求德國馬克升值。

但兩國此后的發展卻有很大不同。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貿易順差與GDP的比值持續回落，而德國貿易順差與GDP的比值則是上升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貿易順差的構成，日本的貿易順差當時過多依賴美國，因而當日美貿易摩擦爆發之后，日本經濟缺乏緩沖;而德國貿易順差中主要是對歐盟內部的順差，對美順差占比大幅低于日本。比如，1985年，日本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對美貿易順差占比高達87%;德國對歐盟其他國家順差占比約68%。所以，當對美順差受到沖擊時，日本貿易順差也就不可避免收窄，而德國則通過對歐盟內部的順差抵消了對美順差的沖擊。

從這里可以看到歐洲一體化給當時的德國帶來的優勢：在面對美國的貿易摩擦時，德國通過加強歐洲內部的經貿交流來對沖掉了與美國貿易摩擦的沖擊，相當于通過歐洲一體化構建了自己的“護城河”。從這里可以看到經濟“護城河”在應對貿易摩擦中的重要性。那么對于當前的中國，是否有足夠深的“護城河”呢?

簡單來說，中國已有“護城河”，這得益于兩個因素：一方面，中國已深入參與到全球經濟貿易中;另一方面，亞洲經濟一體化已初步形成。

中國已經發展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系統性重要節點”。2000年以來，中國加入WTO，深深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在全球經貿一體化的推動下，全球貿易網絡結構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00年，全球貿易網絡中最重要的地區是美國、德國和日本，其他地區按照貿易量和貿易關系，大體歸屬于這3個地區，共同構成3個集群。當時中國位于日本集群，而且日本集群更多附屬于美國集群。

但到2016年，全球貿易網絡已轉變為分別以中國、美國、德國為首的3個集群，而且集群內部之間以及集群之間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和緊密。對比2000年和2016年，可以看出2個重要的變化：1，中國在全球貿易網絡結構中已經成為影響最大的經濟體;2，全球貿易聯系已變得更加緊密。

亞洲經濟內循環已經形成

亞洲經濟內循環已經形成，而且中國在其中有重要影響。中國在全球貿易網絡中已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亞洲內部各地區之間、特別是中國跟亞洲其他地區經貿聯系更加緊密。而亞洲經濟一體化，相當于構建了中國經濟的“護城河”。

第一，工廠外部依存度方面，亞洲內部之間這一指標高達0.58。這里看的是工廠進口零部件的地區分布占比，用的是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9年度報告中的數據，分析經濟體之間的零部件貿易份額，選取SITC第6、第7、第8部門中主要的22種零部件產品。研究發現，中國內地在亞洲其他地區的工廠外部依存度中份額都較高，比如在日本、韓國可以高達0.3以上，在越南、印尼也有0.25~0.26。

同時，亞洲地區整體上的工廠外部依存度，對亞洲內部可以到0.58，像泰國、印尼等對亞洲內部的依存度甚至到了0.7以上。工廠外部依存度數據指向亞洲經濟的一體化進程。

第二，中國在亞洲各經濟體出口增加值海外依存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業出口商品的增加值，一部分來自本經濟體，另一部分來自其他經濟體，通過進口的方式傳導到出口增加值上。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9年度報告中，使用亞洲開發銀行WIOD數據庫以及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分析經濟體制造業出口中增加值的來源，給出了出口海外增加值依存度的數據。

可以看到，亞洲各經濟體的制造業出口國外增加值比率大體處于10%~30%區間(新加坡、中國香港比較特殊)，而且來自亞洲內部的部分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國外增加值中，中國在亞洲內部經濟體中的排序幾乎都位列第一位，顯示出中國在亞洲經濟的內循環中發揮了重要影響。

第三，中國資本逐步加大在東盟的投資力度，影響力正接近發達經濟體。從東盟FDI(國外直接投資)的來源情況來看，2015年以來中國明顯加大了對東盟的投資力度。中國在2015~2018年東盟FDI中占比9.1%，已經接近日本(10.4%)以及歐盟(9.6%)在東盟的投資力度。而美國曾經是東盟最大資金來源方，但最近幾年中國在快速追趕。

第四，經濟上關系的加強延伸到了政治外交上，更多亞洲國家在外交上傾向于加強同中國的聯系。今年以來，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亞洲多國領導人仍明確表示了跟中國的友好關系，比如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等多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都有表態，這保證了中國周邊環境的穩定。

做好自己的事是改革和開放

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深化，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的歐洲之于德國，對于中國經濟相當于是“護城河”，可以有效減弱貿易摩擦對中國的沖擊。

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貿一體化是一方面，同時，中國也在金融、資本市場方面加大開放、推進改革，全方位加深同全球的聯系，諸如金融開放11條、全面取消QFII和RQFII額度限制、全面取消在華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限制等。

資本市場制度改革方面，從上市公司和資金兩端推動資本市場建設。資金端主要在于引入“長錢”，包括養老金體系的完善以及加快開放引入外資。上市公司方面，主要在于上市交易股票制度的改革，包括科創板的推出和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進一步提高二級市場的定價能力，更有效的定價體系才能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方面，主要是加強同全球的溝通，這同樣有助于鞏固中國經濟的“護城河”。

“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改革和開放。貿易摩擦這個外部沖擊帶來的更多是中長期的變化。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受到沖擊更重要的原因是內部的問題，也就是老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杠桿率偏高、市場化程度不夠等。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困境，還是需要中國加快改革和開放，來更好解決內部問題，進而改善外部環境。政府所強調的“做好自己的事”，其實就是改革和開放。2019年8月以來，政府明顯加大了改革和開放的力度，比如設立上海自貿區臨港片區、建設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LPR改革等，力圖通過釋放改革紅利和開放紅利，構建高質量發展體系，進而更好地應對外部環境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