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董興生    每經編輯｜杜毅    

距離《清明上河圖》卷（以下簡稱《清》卷）再次展出的時間越來越近，余輝也跟所有人一樣在期待著。即便身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原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輝也不可能隨意接觸這幅長卷。這么多年來，余輝只有在2015年《清》卷上次展出后，獨自看過一次這幅畫。

從1990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余輝在這座古老的紫禁城中，一待就是29年。

余輝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董興生 攝

每一天，他騎著自行車穿過紅墻小巷，仿佛游走在歷史中。而在他十平方米左右的書齋中，僅僅研究《清明上河圖》，余輝就持續了十幾年，并最終凝結成一本《隱憂與曲諫——〈清明上河圖〉解碼錄》。

長期以來，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清》卷表現的是宋代的繁華盛世，圖中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是這一觀點的重要支撐。但余輝從繁華中看到了畫家張擇端背后的“隱憂”，他認為，《清》卷中諸多細節都表明，北宋的政治、軍事已經走入絕境，當時的北宋已經出現了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危機。而張擇端作此長卷的目的，意在向宋徽宗諫言。

這幾年，大到北京大學、社科院，小到居委會社區圖書館，都有余輝講座的身影，所到之處，他的觀點也如影隨形。不久前，余輝在故宮博物院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系統闡述了他對《清》卷的研究成果。

為了佐證觀點 曾4次于清明節前后實地考察開封

余輝一再強調，《清》卷中暗示社會矛盾和危機，以及張擇端憑借此畫向徽宗諫言的觀點，并非他的首創，5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持此觀點。“《清》卷后面有元代李祁的跋文，其中說‘猶有憂勤惕厲之意乎’，已經佚失的明代邵寶跋文也強調，《清》卷的政治作用是‘觸于目而警于心’。”等等。

“這個觀點是有歷史傳承的，不是我腦洞大開，拍腦袋想出來的。”余輝告訴記者，在《清明上河圖》卷面上共有13個人題過14篇跋文，其中一直有兩種觀點交織斗爭。一種認為表現的是社會危機，另一種認為表現太平盛世，如金朝的文人是帶著悲切的心情這么看的，明代大太監馮保看了《清》卷之后，頓感“心思爽然”。

余輝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董興生 攝

只是后來，認為是表現繁華盛世的觀點占了上風，另一種觀點則被淹沒了。“我發現了古人對《清明上河圖》的本質理解，把他們的聲音放大了，并在圖里一一找到了證據。”余輝說，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縱覽《清》卷幾乎沒有歡快的色彩，沒有太多的“頌揚”。在整幅長卷中，表現娛樂活動的場面，只有一個犄角里，有個人在說書，“這說明畫家是有主動地選擇”。

但只有這些證據還不夠，余輝又對比了明清兩代畫家繪制的《清明上河圖》。“明代和清代的《清明上河圖》才是真正表現太平盛世。”余輝舉例說，“明代的版本一上來就畫了娶親隊伍，清明節不是娶親的日子，顯然畫的不是季節上的清明，而是社會政治上的清明。而清代的版本，是乾隆皇帝登基后催促出來的，形象地表現了他所要建立的清明社會。”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作為證據。《清》卷中畫了船與橋即將相撞的險情，一名船夫手持長桿頂住橋墩，橋上的人也驚慌不已。而到了明清兩代的版本中，“船和橋都好好的，船很順利地通過橋”。余輝認為，《清》卷的這一細節，象征著畫中的社會矛盾達到了高潮，而到了明清兩代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是因為三代畫家的創作意圖不同。

“張擇端是畫給一個人看的，就是宋徽宗，而明清兩代的民間畫家是為了賣畫，宮廷畫家是表現皇家的期盼，只有表現繁華盛世才有看頭。如果按照張擇端那么畫，畫的危機四伏、矛盾四起，老百姓覺得晦氣，是不會熱銷的。”余輝說。

得益于電子影像放大技術，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清》卷中的細節。具體到畫卷中，余輝找到了更多證據。“畫卷中進城門第一家是個稅務所，而正常情況下，應該是城防機關，供官兵備崗休息的地方。”而在另一處細節中，原本實施消防救援職責的軍巡鋪屋，被改成了軍酒轉運站，用于盛水滅火的水桶也被用于盛酒。

這個亭子是“望火樓”，樓上專門有人查看火情，樓下是兵營，可是現在，樓上沒有一個人，兵營改成茶館

余輝認為，這些細節表明北宋都城東京開封的城防、消防、民防、安防皆已倦怠，而且酒患泛濫。而畫卷中的其他細節，也可以證明商賈屯糧、黨爭嚴酷、商稅沉重等諸多社會弊病。值得一提的是，宋史學家通過研究宋末大臣上奏的奏折，也發現反映的社會問題，與畫卷內容相吻合。

余輝認為，張擇端之所以如此安排畫卷內容，顯然是有意為之，目的在于借助畫卷向徽宗諫言。“利用畫卷諫言，在宋朝很常見，據南宋鄧椿《畫繼》卷四載：開封有個叫靳東發（字茂遠）的人物畫家，他匯集了古代到當時以諫諍為題材的人物畫有百幅之多，組合成了《百諫圖》。而到了明清，以畫諫言就不多了。他覺得，張擇端將對社會的觀察繪入畫卷，正是《清》卷最有價值的地方。

其實，余輝對此做的準備，不僅是從畫卷中找證據，他曾4次在清明節前后實地考察開封。為了弄清楚張擇端少年生活過的山東諸城，他曾從張擇端的老家啟程，循著到開封的路線一路西行，實地考察沿途的民風民俗。詳實的史料和實地調研面前，質疑聲逐漸減弱，認同聲越來越多。

不過，余輝始終認為，對《清》卷的研究和認識遠沒有終結。“人類在認識問題上是有惰性和缺陷的，把表面物像弄清楚后，就以為認識已經終結了，容易把認識的初級階段當作認識的終結。同樣，我也不能把我現在的認識作為對《清》卷認識的終結。”余輝說。

《清明上河圖》對共享單車管理有借鑒意義

就在前一段時間，#宋代人喜歡點外賣#上了微博熱搜，“懶與饞”的現代人似乎一下子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找到了“知己”。實際上，在當時的宋代街頭上，“現代化”的物件還不少。

在《清》卷中可以找到兩處北宋外賣的例證，當時的外賣甚至比今天的還要先進，一種酒水外賣的還帶有明爐。“因為宋代流行喝熱酒，所以上面是一壺酒，下面是保溫爐，還帶著夾炭的夾子，既要保持溫度，還不能把酒燒開了。”余輝說。

余輝介紹，宋代商業文明發達，生活節奏加快，所謂“外賣”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出現的產物。不僅如此，從《清》卷中還可以看到，北宋還有現代社會的公共垃圾桶、燈箱廣告等。

這家腳店的招牌是立起來的，能夠吸引遠處的客人，很像現代社會的招牌

作為北宋的“帝都”，東京開封城里“白領”“藍領”的工資甚至可以與今天的北京、上海相提并論，余輝給記者講了一個例子來證明宋代人的收入水平。

“當時東京碼頭上的民工，扛一件大包可以掙三四百個銅錢，當時兩個銅錢可以買一個饅頭，也就是說他一天可以掙將近200個饅頭，就算全家人一天吃幾十個饅頭，還能剩下一百多個呢。”余輝說。由此也可以看出來，一般北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差不多在40%－50%左右，吃穿剩下的閑錢可以用在文化消費上，這也是為什么瓦子里文藝生活豐富的原因。

雖然北宋富有、發達得甚至吸引現代人回去看一看，但張擇端卻認為繁華背后隱藏著社會危機，例如沉重的賦稅，巨大的貧富差距，形同虛設的城防和消防，嚴重的商鋪侵街等問題。相對于以往認為《清明上河圖》只是一幅反映太平盛世的風俗畫卷，余輝通過細節考證得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張擇端是想借畫作向宋徽宗諫言當時的社會問題。

余輝介紹，例如畫家在城門口故意畫一支駱駝隊進程，城門口沒有一個看守的士兵，北大榮新江教授發現牽駱駝的人是個“外國人”，畫家這種有意識地安排是突顯天下太平時隱藏的安全問題。

“看得出北宋太注重稅收了，把城防機關改成了稅務所，甚至國家的安全都不考慮了，事關國家安全的城墻都快塌了，當時的朝臣就已經提出了修城的建議。”余輝說。

整個汴梁城門樓，城門沒有一個士兵上崗執勤，只有收稅的

商業文明發達、生活工作節奏快、居民注重自己方便卻忽略了城市環境的有序……這些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里反映的社會問題聽起來似乎非常耳熟，九百年前的北宋東京即出現了現代城市的方便，也伴生了“城市病”。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也為城市管理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挑戰，社會管理和公共道德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現在的共享單車方便嗎？但沒有管理，扔的到處都是，缺的不僅是公司的管理，還有社會的管理。”余輝說。而在宋朝，就已經有公共垃圾桶、排水系統，這些對當今的城市管理都有借鑒意義。

“畫中的810多人都是我的老熟人”

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后，余輝被分配到書畫陳列部書畫組工作，主要工作是策劃展覽。多年來，余輝和同事先后三次在故宮博物院布展《清》卷，并促成了《清》卷在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香港藝術博物館等地的展出活動。可以說，在《清》卷向大眾的普及中，余輝付出了諸多努力。

不過，余輝認為，《清》卷的普及傳播并不均衡。“老百姓只知道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但應該以《清》卷為切入口，了解中國古代美術史和更多古代繪畫。”余輝說，對古代藝術的理解，“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素養”。

也是因此，多年來，余輝都在思索用什么方式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清明上河圖》。2003年，余輝提議并幫助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中心設計制作了“走進《清明上河圖》”節目。在文物的展覽還停留在從靜物向數字化探索時，這檔節目已經開始主打“穿越”的沉浸式體驗，比3D版的《清明上河圖》還早了十幾年。

在余輝看來，《清明上河圖》就像是一本宋代的風俗百科全書，陳列著太多的文明密碼。余輝認為在文物的展覽上，技術是手段，傳播是目的，讓畫中的人物走起來、動起來不能作為認識古代作品的目的，文物動起來的生命力在于對史實的認識和理解，在于讓文物的思想文化內涵走進人們的心里。

“我想讓老百姓不僅看到畫中會動的人和物，還要走進他們的生活。”余輝說，“通過人工智能的手段，讓觀眾可以走進去和畫中的人攀談，例如這個挑夫，可以問他有沒有找到活，一天能掙多少錢，他用開封話回答你：現在的活不好找，青黃不接的時節，來的人太多了。”

在余輝的設想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VR等技術，以《東京夢華錄》等文獻為根據，為畫中比較突出的人物建立信息庫，游人暢游其中可以和他們自由的進行攀談。“比如你到了小飯館，問他三個人在一起喝酒多冷清，我們現在都是10個、8個人一桌的，他會對你說：不行，大宋有規定，多人聚眾飲酒，有謀反嫌疑。’”

不僅如此，對話也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點。“如果與一個宋朝文人攀談，他會告訴你蘇軾、黃庭堅的命運。”余輝說，這樣的《清明上河圖》走下來，相當于把宋人的筆記全部讀了一遍，“這樣的《清明上河圖》你能慢慢地看上一年”。

如果將這個設想實現，對余輝來說恐怕是駕輕就熟。幾十年的光陰研究一幅畫，畫中的810多個人物他日日相見，已經全部成為了他的“老熟人”。“我感覺我已經把自己變成了這幅畫里面的一個人，我可以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所以我才會有這么一個和人物對話的idea。”

余輝對每經記者說，“因為做歷史研究是由細節決定成敗的，細節要是錯了的話，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全部倒掉了，歷史的證據都是由一個個細節組成的，不是由一個個觀點或者是宏論來組成的。”

1959年出生的余輝仍每日騎著一輛自行車穿梭在故宮的宮墻內，在一張畫上他花費了人生十幾年的光陰。他說，之所以一幅畫堅持研究十幾年，一半出于興趣，一半出于責任。“如果興趣沒了，責任會使你的興趣長期持續下去，興趣會遇到障礙會轉移，但是責任會幫助我克服這個障礙。”對于他來說，目前的工作重點已經由畫作轉向提煉出一種叫做“圖像考據學”的研究方法。在以往鑒于文本的考據基礎上，余輝希望發掘圖像文獻的價值。

“這是一門古老而新穎的學科，《清明上河圖》只是其中的一個案例，我前30年都是為了這個努力。”余輝對每經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