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余蕊均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

近期公布的三季報，應該是最后一次由各省區市統計局核算本地區GDP了。

根據官方說法，國家統計局將從2020年開始實施統一核算改革，這也意味著，實行了20多年的GDP分級核算制度將畫上句號。

照例，我們先來看看31個省區市今年前三季度的表現：

東部地區依舊強勢，經濟總量前十強中占據六席，其中，廣東以7.72萬億元的成績居全國首位；

中部崛起勢頭明顯，六省份GDP增速均高于全國水平，江西以8.6%的增速領跑；同時，河南、湖北、湖南登上經濟總量十強榜單；

西部地區包攬GDP增速前三甲，其中云南增速達到8.8%，全國第一；在總量榜上，僅有四川一家排在前十強之列；

東北則面臨更大的發展壓力，吉林GDP增速只有1.8%，是唯一一個增速未超過4%的省份，其省會長春“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個百分點”，增速為零。

區域分化還在繼續。

上周五，城叔參加了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探討面向現代化的新型城鎮化，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依舊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據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東部地區將快速提升，中部地區將逐步趕上，而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第二的地位將被中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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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太一樣。

清華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表示，1949年以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并聯式地往前推進”，在這樣的局面下，我們面對的問題和矛盾的復雜度一定遠高于其他國家。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經常按下葫蘆起了瓢，沒有辦法用一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來推進這個事情，而需要更廣泛的跨行業的、大數據的支撐。”在他看來，這種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場三重力量推動為主導的城市化模式，在全球并不多見。

放到區域板塊上來看，受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區域差異也一直存在。

“原來是‘北高南低’，東北最高，到了2017年，可以明顯看到吉林、黑龍江已經不那么高了，呈現出‘東高西低’的特點。”李國平表示，區域經濟的差異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改變了城鎮化格局。

五條直線從上到下分別代表東北、東部、全國、中部和西部城鎮化率（圖據李國平現場演講）

根據公開可查的數據（2005年以來），東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曾一度全國領先，2009年被東部地區超過，近年來城鎮化率增長放緩。

而基于泰爾指數（圖中柱狀部分）在不斷變小，李國平表示，地區間的差距在收斂，四個區域可能會趨向某一個點，“最后大家長得都差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省市區間的城鎮化差異趨于縮小，李國平認為，到2050年，東部地區還是會持續領先，東北會緩慢上升，而中部地區增速非常快，“也許到2026年前后，中部的城市化水平會超過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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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上講，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鎮化水平成正比，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也會帶來城鎮化水平的上升。

這就可以解釋東北為什么“高開低走”。

作為“共和國長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的1957年，東三省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高達13.9%，到1978年，這一比重仍保持在13.3%；而到了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實施前的2000年，這一比重已經下降到9.7%；去年，該比重進一步下降，僅為6.3%。（《新中國城鎮化發展70年》，蔡昉等著）

根據李國平團隊的研究，從1952年~2015年分地區GDP分布情況看，中部和西部的份額增加了，東部略微下降，而東北下降最多。

這其中，有政策因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前，更強調均衡發展，特別是考慮到國際環境，啟動了“三線建設”；改革開放后，強調沿海率先發展，當時叫東部沿海開放戰略；2000年左右開始西部大開發，強調東中西部的相對均衡……

“2006年左右，東部的份額開始下降，但這兩年有所回升。在這個過程中，中部和西部上來了，但是東北的份額還是在持續下降。”李國平解釋說，“這個時候出現區域分化的問題相對比較明顯。”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李善同看來，中國區域差距的變化，不光是區域政策決定的，實際上還與全球的經濟、國家的發展戰略，以及當時的宏觀經濟結構等有關。

她分析說，各省的增長不僅受到本省的消費投資出口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他省的（消費投資出口）的間接影響。而與消費相比，投資和出口的波動更大，相應成為區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

若進一步劃分，如珠三角、長三角，屬于更多依靠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像吉林、遼寧、內蒙古等，則屬于更多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李善同特別提到遼寧，對本省投資（直接）和他省投資（間接）的依賴性都很強，其貿易增加值主要包含在各省的重化工業產品的貿易之中，最主要的來源是金屬冶煉和制品業以及機械和交通設備制造業。

在她看來，“東北現象”并非“東北”特有的問題。這些年，投資對區域經濟影響很大，也是導致南北差距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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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強北弱，正不斷擴大。

誠如尹稚所言，東北的問題，不僅在經濟，還有人口。我們此前也分析過，老齡化、人口流出對東北未來的影響，在此不再贅述。

回到城鎮化本身，李國平表示，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城市人口在增加，鄉村人口跑到別的地方，“這頭增，那頭減”。如果一頭不增、一頭減少，“這個速度就會慢一些”。

李國平說，改革開放初期，人人都想進城，想變城市戶口，“八九十年代，我們考大學的動機是不當農民”，而如今，農民進城的欲望在減退，流動人口則更傾向于進入大城市，“如果本地沒有大城市支撐，可能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東北需要“大城市”。

我們對比了一下中部地區幾個主要城市和東北主要城市去年的情況，差距還是挺明顯的。

大連、長春為戶籍人口數據；武漢、合肥、哈爾濱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公報）

用李國平的話說，大城市的規模經濟效益擋都擋不住。

尹稚則表示，創新能力與城市規模有非常直接的正向關系，如果達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不可能產生有效的創新行為。

面對各大城市層出不窮的“搶人”策略，東北的緊迫感或許更強。

無論是地方主政者在各大場合的表態，還是馬云、馬化騰等企業家親身實踐，都在釋放一種向好的信號。用此前遼寧省長唐一軍的話說，遼寧經濟走出了最困難的時期，開始跟上全國發展的步伐，進入了平穩健康發展的軌道。

而城叔以為，進入城鎮化下半場，“人”比以往更懂得用腳投票，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不會沒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