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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城市競爭必然產生梯度差異 收縮城市應制定差異化戰略

每日經濟新聞 2019-07-17 00:18:21

 每經記者|黃名揚    每經編輯|楊 歡    

城市可持續發展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7月15日~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辦,本屆論壇的主題就是“與世界對話,謀綠色發展”。論壇吸引了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專家參與。

“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并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7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Paul M.Romer)在論壇上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

在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增長動能轉換期,以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為主的三大舊動能相繼出現了減速,新動能的首選項應是大都市圈的城鄉融合發展。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則認為,中國城鎮化進程善于運用最先進的技術,比如網絡支付、共享單車、網約車等新生事物的迅速推廣,都是中國特色的經驗。

7月16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現場人頭攢動,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專家中,一位滿頭銀發的學者成為大家爭相交換名片的對象。

他就是保羅·羅默(Paul Romer),紐約大學教授、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受內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驅動;對人力資本、創新和知識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早前,羅默曾就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提出建議,應以城市為單位引入競爭機制。“如果一個行業中只有幾家公司,該行業難以具有創新精神;但若行業中有100家公司且彼此競爭,就會有一些公司脫穎而出,取得巨大的進展。城市亦是如此。”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羅默進一步指出,一個城市能有多大,會有多強的吸引力,這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我們并不真正明確這個極限在哪里”。

因此對于類似于成都、武漢等正不斷“生長”的城市,應繼續擴大發展空間,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吸引更多的人,“城市越大,經濟產出就越多”;而對于另外一些“不具有吸引力,正在萎縮的城市”來說,則應積極學習經驗,并制定自己的差異化戰略。

城市競爭:有的“增長”有的“萎縮”是自然過程

近年來,從吸引企業到爭奪人才,中國城市間的競爭態勢不言自明。在激烈競爭中,不少大城市陸續邁入萬億級GDP和千萬級人口城市行列——這和羅默的理論不謀而合。

在羅默的眼里,競爭使一些城市“增長”,而另一些“萎縮”,是自然過程且無妨。這一方面是對“那些最成功、最具創新力城市的獎勵”;另一方面,“這也能給其他城市,帶來壓力和效仿成功城市的動力”。

“改革開放后,中國實現了史上罕見的國家經濟增速。而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的增長,仍然可以期待。”在羅默看來,這源于中國仍處于城鎮化的進程中,“成功的城鎮化,將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而在城鎮化過程中,羅默特別強調政府不可缺位:“過去我們過度關注市場的重要性,忽視了政府在此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具體而言,他指出政府一方面會提供一些計劃,發揮先行作用;同時,政府也可根據新的形勢變化而采取措施,在市場競爭不夠高效時,改變規則以鼓勵大眾所渴望的變化及合作,并讓城市中的居民從中獲益。

他認為,城市間的良性競爭,“會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好處”。

而實現這種競爭方式之一,羅默認為是要鼓勵城市吸引更多的人,“這對城市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城市越大,它的經濟產出就越多,城市也就變得越有價值”。

“如果你考慮城市間的競爭市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城市間競爭最激烈的國家。”在羅默眼中,中國人口眾多,有很多城市,“通過良性競爭,中國可以成為世界上很多國家實現城鎮化的榜樣。”

城市梯度:在競爭中必然產生差異應正視挑戰

在羅默看來,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率,最終將達到或超過90%。之所以大多數國家都在努力推進城市化,他認為,原因之一是“生產一國所需的全部糧食,實際上所需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只是個位數。”因此,大多數人將在城市中賺取收入,同時享受消費。

中國離最終的城鎮化水平尚有距離,要進一步發展,羅默認為這就離不開鼓勵城市通過競爭來吸引更多的人。但競爭,必然會產生城市梯度的差異化。

“如果每個城市都想吸引更多的市民,人們選擇會不斷增多。”他指出,例如北上廣深,就可能因沒有更多的空間容納更多的人,導致人們自然選擇去其他能夠提供就業和教育機會,又兼有更低住房成本的城市。

由此,羅默指出,城市之間的競爭,會自然使得“大部分人口增長,不再出現在北上深等城市,而很可能出現在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中”。這正是近年許多新一線城市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他也坦言,因為競爭,一些城市在“生長”,一些即使有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卻也會不可避免地萎縮,“因為它們不再具有吸引力”。

因此,羅默認為,“應對這種梯度差異的最好方式,是正視并明確適合自身的差異化戰略”。

實際上,各個城市的挑戰還有許多。羅默認為,應對挑戰,要做好提前規劃,防止城市無序擴張。他表示,城市化背景下許多都并非長期的挑戰,反而迫在眉睫。“因為在城市化中,接下來幾十年所做出的決定,將會塑造整個城市的形態,并將深刻影響很多代人。”

他認為,例如成都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提出建設公園城市,為城鎮化預留公共空間。同時,大力發展軌道交通,在建里程名列前茅,正是有意識預防和解決這些挑戰的案例。

在羅默看來,這是具有創新精神的表現,能促進綠色城市的建設,并會為越來越多的人提供進入城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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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續發展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7月15日~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辦,本屆論壇的主題就是“與世界對話,謀綠色發展”。論壇吸引了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專家參與。 “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并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7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PaulM.Romer)在論壇上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 在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增長動能轉換期,以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為主的三大舊動能相繼出現了減速,新動能的首選項應是大都市圈的城鄉融合發展。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則認為,中國城鎮化進程善于運用最先進的技術,比如網絡支付、共享單車、網約車等新生事物的迅速推廣,都是中國特色的經驗。 7月16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現場人頭攢動,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專家中,一位滿頭銀發的學者成為大家爭相交換名片的對象。 他就是保羅·羅默(PaulRomer),紐約大學教授、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受內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驅動;對人力資本、創新和知識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早前,羅默曾就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提出建議,應以城市為單位引入競爭機制。“如果一個行業中只有幾家公司,該行業難以具有創新精神;但若行業中有100家公司且彼此競爭,就會有一些公司脫穎而出,取得巨大的進展。城市亦是如此。”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羅默進一步指出,一個城市能有多大,會有多強的吸引力,這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我們并不真正明確這個極限在哪里”。 因此對于類似于成都、武漢等正不斷“生長”的城市,應繼續擴大發展空間,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吸引更多的人,“城市越大,經濟產出就越多”;而對于另外一些“不具有吸引力,正在萎縮的城市”來說,則應積極學習經驗,并制定自己的差異化戰略。 城市競爭:有的“增長”有的“萎縮”是自然過程 近年來,從吸引企業到爭奪人才,中國城市間的競爭態勢不言自明。在激烈競爭中,不少大城市陸續邁入萬億級GDP和千萬級人口城市行列——這和羅默的理論不謀而合。 在羅默的眼里,競爭使一些城市“增長”,而另一些“萎縮”,是自然過程且無妨。這一方面是對“那些最成功、最具創新力城市的獎勵”;另一方面,“這也能給其他城市,帶來壓力和效仿成功城市的動力”。 “改革開放后,中國實現了史上罕見的國家經濟增速。而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的增長,仍然可以期待。”在羅默看來,這源于中國仍處于城鎮化的進程中,“成功的城鎮化,將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而在城鎮化過程中,羅默特別強調政府不可缺位:“過去我們過度關注市場的重要性,忽視了政府在此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具體而言,他指出政府一方面會提供一些計劃,發揮先行作用;同時,政府也可根據新的形勢變化而采取措施,在市場競爭不夠高效時,改變規則以鼓勵大眾所渴望的變化及合作,并讓城市中的居民從中獲益。 他認為,城市間的良性競爭,“會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好處”。 而實現這種競爭方式之一,羅默認為是要鼓勵城市吸引更多的人,“這對城市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城市越大,它的經濟產出就越多,城市也就變得越有價值”。 “如果你考慮城市間的競爭市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城市間競爭最激烈的國家。”在羅默眼中,中國人口眾多,有很多城市,“通過良性競爭,中國可以成為世界上很多國家實現城鎮化的榜樣。” 城市梯度:在競爭中必然產生差異應正視挑戰 在羅默看來,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率,最終將達到或超過90%。之所以大多數國家都在努力推進城市化,他認為,原因之一是“生產一國所需的全部糧食,實際上所需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只是個位數。”因此,大多數人將在城市中賺取收入,同時享受消費。 中國離最終的城鎮化水平尚有距離,要進一步發展,羅默認為這就離不開鼓勵城市通過競爭來吸引更多的人。但競爭,必然會產生城市梯度的差異化。 “如果每個城市都想吸引更多的市民,人們選擇會不斷增多。”他指出,例如北上廣深,就可能因沒有更多的空間容納更多的人,導致人們自然選擇去其他能夠提供就業和教育機會,又兼有更低住房成本的城市。 由此,羅默指出,城市之間的競爭,會自然使得“大部分人口增長,不再出現在北上深等城市,而很可能出現在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中”。這正是近年許多新一線城市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他也坦言,因為競爭,一些城市在“生長”,一些即使有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卻也會不可避免地萎縮,“因為它們不再具有吸引力”。 因此,羅默認為,“應對這種梯度差異的最好方式,是正視并明確適合自身的差異化戰略”。 實際上,各個城市的挑戰還有許多。羅默認為,應對挑戰,要做好提前規劃,防止城市無序擴張。他表示,城市化背景下許多都并非長期的挑戰,反而迫在眉睫。“因為在城市化中,接下來幾十年所做出的決定,將會塑造整個城市的形態,并將深刻影響很多代人。” 他認為,例如成都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提出建設公園城市,為城鎮化預留公共空間。同時,大力發展軌道交通,在建里程名列前茅,正是有意識預防和解決這些挑戰的案例。 在羅默看來,這是具有創新精神的表現,能促進綠色城市的建設,并會為越來越多的人提供進入城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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