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方京玉    每經編輯｜徐斐    

古有“送子觀音”，今有輔助生殖醫療服務。在讓不少人難以啟齒的生育障礙治療需求中，隱藏著輔助生殖服務提供商及上游廠商的巨大商機。中國究竟有多少嬰兒需要借助輔助生殖手段才能成功降生？有醫療機構針對市場規模給出了具體數字，直至2017年中國大約有4779萬對不孕癥夫婦，到2020年還將增加至5620萬對。

截至2017年，我國共有451家由各級衛健委頒發生殖牌照的醫院。在此前提下，投資機構對輔助生殖服務提供商進行投資，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嗎？3月5日下午，由國內醫療界投資人、企業家組成的“青松醫創營”舉辦閉門論壇。與會投資機構表示，目前國內輔助生殖醫療市場存在頭部效應明顯、服務價格提升空間有限、部分小型醫療機構無能力保住牌照等風險，投資機構需謹慎入場。

民營醫療機構并非“來者有份”

2018年9月，國家衛健委“三定”方案發布，多個計劃生育相關司局取消，并新設老齡健康司、職業健康司、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等。有分析認為，此舉預示著國家衛健委的職責方向要從計劃生育轉向全民健康。此外，我國育齡人群中不孕不育的發病率已經從20多年前的2.5%~3%攀升至12.5%~15%，未來需要借助輔助生殖服務的患者人數或將繼續增加。

在輔助醫療機構眼里這個市場有多大？近期，有醫療機構在港交所披露招股說明書，其中提道，直至2017年中國大約有4779萬對不孕癥夫婦，到2020年還將增加至5620萬對。另一組數據來自于同樣提供輔助生殖服務的通策醫療，其2017年年報中援引統計數據稱，目前我國不孕不育癥患者人數超過5000萬，平均每8對夫妻中就有一對陷入生育困難。

目前輔助醫療服務市場成為一片“紅海”，在這個高速增長的產業鏈中，從上游的醫藥器械及耗材、到下游的醫療服務機構，再到周邊服務供應商，都將遇到或多或少的機會。

國內某一線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認為，目前我國輔助生殖醫療機構存在頭部效應明顯、患者對成功率的要求高于對服務質量要求以及服務價格提升空間有限等明顯特點；同時行業主要市場依然被公立醫院牢牢把握，部分小型民營機構甚至存在保不住牌照的風險。在上述弊端影響下，面對普遍“高增長、高毛利”的輔助生殖醫療行業，民營醫療機構并非“來者有份”。

公立醫院占絕對優勢

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中心門口，天未亮便會排起兩列長長的掛號隊伍，而如果想要掛一個專家號甚至需要通宵排隊。中國優生科學協會理事、達瑞生殖總經理方雅亮稱，北醫三院每年做的試管周期總量比北京市其他醫院的總和還多，“全國范圍來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生殖中心的患者接待總數遠遠少于中心的預期接待量。而在西南部地區，華西醫院做的試管周期數量也是當地的民營醫院不能比的”。

前述基金董事總經理認為，目前全國排名前十的輔助生殖醫院，每年進行的試管周期數量增長遠遠高于行業增速，頭部效應明顯，“因為每個試管周期時間是半年，對于患者來說服務質量并不是選擇醫院的決策因素，成功率才是。排在前面的醫院之前積累了數量可觀的成功案例，品牌效應明顯，所以患者寧愿擠去這些排名靠前的醫院”。

目前民營資本做輔助生殖中心，最大的競爭對手仍是公立醫院。在試管嬰兒年周期數排名前十的醫療機構中，有八家屬于公立醫院。而從拿到輔助生殖牌照的醫療機構數量上來看，公立醫院也處于絕對的優勢：截至2017年，全國獲批并運營的生殖中心數量為451家，除公立醫院建設的生殖中心外，民營醫院附屬或民營資本注入的生殖中心僅有41家。

牌照風險也因此得到重視。“目前在輔助生殖行業投資一些小型服務醫院的風險比較大，有些小型醫院未來牌照可能都保不住，以后有些級別較低的醫院也存在拿不到牌照的風險。”上述基金董事總經理認為，未來服務價格提升空間有限也是投資機構應該關注的問題，“因為輔助生殖中心服務的是整體人群，而不是少數人群。而且很多項目都是非醫保項目，患者整體支付能力有限，一些定位高端的服務買單者并不多。”此外，其表示，隨著行業的規范以及監管手段的嚴格，一些不具備渠道優勢的民營醫院可能會遇到挑戰，“買家有能力區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

據相關預測，全國未來約有100家輔助生殖醫療機構缺口。但是民營資本能夠占據其中的多少席位，又最終能從這個市場中分得多少蛋糕，一切都是未知數。

（封面圖來源于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