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2019年加快在各行業各領域推進“互聯網+”，持續推動網絡提速降費。要開展城市千兆寬帶入戶示范，改造提升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網絡、推動移動網絡基站擴容升級，讓用戶感受到網速更快更穩定。在今年中小企業寬帶平均資費再降低15%，移動網絡流量平均資費再降低20%以上，在全國實行“攜號轉網”，規范套餐設置，使降費實實在在、消費者明明白白。

“提速”今年將加大投入。全球5G如火如荼，國內三大運營商現階段都在積極推進5G商用化進程，并已確定了2020年在重點城市規模商用5G的詳細的實施方案。這一目標處于全球前列。提速的本真在于通過對用戶真實的體驗速率進行監測和晾曬，充分保證用戶體驗速率既要快又穩定。

“降費”目前看來勢在必行。從今年總理政府報告關于提速降費的內容來看，受益的人群從普通消費者進一步延伸到了企業和行業，這與即將商用的5G特性和適用范圍息息相關。和此前幾代網絡不同，5G不僅高速率，同時還具備高帶寬、低時延兩大特性，它在產業轉型和企業數字化升級中將發揮巨大作用。

中國5G有先發優勢，主設備商具備技術和生態領先優勢，終端廠商也一再加快技術研發步伐，但網絡建設和商用的核心角色是電信運營商，人們普遍只看到了電信運營商快速推進5G的規劃，往往忽略其戰略背后的實質落地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聯通研究院院長張云勇是信息通信行業中為數不多的來自電信運營商的委員，今年兩會，張云勇提交了一份名為《關于加快5G商用步伐存在的問題及建議》的提案。

張云勇指出，5G網絡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金。相對4G網絡，5G無線基站設備單價高，5G頻率高使得站址更密集、新增站址難度大，5G大帶寬對傳輸網絡的需求大，因此5G網絡的投資成本將巨增。據相關研究報告預計，累計投資將達2.3萬億元，投資規模約是4G的4倍。

他認為，在提速降費持續推進、4G投資成本還未完全回收、5G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的影響下，運營商將難以應對5G網絡建設運營的巨額資金投入。

張云勇建議，為加速5G網絡建設，加快推進5G商用步伐，建議國家在政策引導、資金扶持、稅收優惠等方面對運營商予以支持，以降低運營商的資金壓力。

張云勇提出的問題的是現實存在的。中國4G在2014年商用，時隔不到6年啟動5G商用，運營商確實面臨巨大成本壓力。

運營商更大的壓力在于，隨著5G的到來，流量將加速貶值，紅利逐漸消失，互聯網業務對運營商傳統業務的替代效應也進一步強化，這將直接影響運營商的總體收入。因此，國內電信運營商在5G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帶有一定消極情緒，在5G的推進過程中可能會動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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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降費重點從個人延伸到了產業

此時重新回顧國家“提速降費”行動頗有意義。國家從2015年開始鼓勵三大電信運營商“提速降費”。從提速降費實施5年時間流量資費的變化來看，用戶流量資費從2014年平均單GB價格為134元，降低到2018年平均單GB價格4-6元。

據工信部統計，2018年我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達711億GB，比2017年增長189.1%，增速較2017年提高26.9個百分點。2018年全年移動互聯網接入DOU（月戶均流量）達4.42GB/月/戶，是上一年的2.6倍；2018年12月當月高達6.25GB/月/戶。

這意味著，中國DOU已超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僅次于韓國等個別國家和地區。青海等西部省份DOU已接近10GB/月/戶，網絡負載較重的部分省市DOU低于5GB/月/戶，行業普遍認為，5G網絡商用后消費潛力會得到釋放。

這些降費舉措促進了移動互聯網生態的繁榮，讓抖音等產品起飛。5G時代，作用會更加明顯。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預測，以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預計2020—2025年期間，中國5G發展將直接帶動經濟總產出10.6萬億元，直接創造經濟增加值3.3萬億元，創造直接就業崗位達310萬個。

網絡基礎提升可以帶來數字經濟繁榮，成為我國經濟轉型中的新引擎，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好壞又取決于運營商。運營商作為網絡領域道路的建設者，對于5G網絡投資力度，直接決定了我國5G網絡效率。

運營商為什么難？

運營商建5G，資金投入是成敗關鍵。三大因素決定運營商資金投入的力度。

其一，提速降費5年，運營商“量收剪刀差”進一步加大。工信部發布2018年通信業經濟運行報告，電信業務總量達到65556億元，比上年增長137.9%，電信業務收入累計完成13010億元，比上年增長3.0%，電信業務總量與業務收入兩者相差134個百分點，業務總量增幅已達業務收入增幅的45.9倍，“量收剪刀差”再創新高——2013年，通信業的業務量增幅和業務收入增幅之間相差6.9個百分點；2015年，提速降費政策提出后，這個數字增長到30.7個百分點；2018年達到134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運營商在網絡建設方面支出又在不斷增加。這種支出一部分來源于運營商對于現有網絡的運維，由于基礎網絡“四代共生”（2/3/4/5G），核心網演進“十域并存”（CS/PS/IMS/物聯網/國際網等），運營商面臨強度大、人員不足、流程差異和復雜度高等挑戰，運營商對網絡的運維成本不斷增加。

其三，運營面臨5G網絡建設投入巨大。工信部專家韋樂平預測，5G基站量將是4G基站量的2倍，5G網絡建設對運營商的投資要求至少是4G的1.5倍。預計我國三大運營商5G總投資將超萬億元，相較于4G時代增長超過了60%。

僅是5G建設初期，中國移動就籌備設立首期100億元人民幣規模的5G聯創產業基金，通過基金扶植和創新孵化，促進5G產業成熟發展。

除了直接投資5G網絡，運營商還需投資光纖寬帶等網絡，給ICT企業留出一定資金空間，以發力AI、芯片、操作系統等多個重要競爭技術點。整個ICT生態的任何一個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資金。

中國聯通近期發布公告稱，中國證監會已核準聯通運營公司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0億元的公司債券，采用分期發行方式。有人認為，中國聯通此舉在于為5G投資籌資，中國聯通還在年初啟動41.6萬4G基站的集采，預計將花費數百億元投資。

三大運營商均為上市公司，為保證短期財務數據，數年來，運營商陷入同質化競爭，價格戰激烈，基層員工收入一再降低，如果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資金矛盾，這樣的惡性循環將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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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

面對現實，代表運營商的張云勇提出了幾個解決方向，主要思路是開源節流：降低通信企業考核壓力，以便于運營商更好的履行普遍信息惠民責任，保證5G網絡建設的資金投入；他還提到，建議研究設立5G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對5G網絡建設給予必要的資金補貼。

另一個方式是加大5G網絡共建共享力度，盡量避免網絡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節約網絡整體投資，緩解5G網絡建設將面臨的巨額資金壓力，加快推動5G的商用步伐。

如果從更加市場化和長遠的角度考量，從根源上增強運營商推動5G的積極性問題，還需要更多商業上的創新嘗試。

國際上的一些先鋒運營商的做法可以提供一些參考思路。

日韓是全球5G建網的第一陣營，韓國運營商表現積極，在2018年12月1日宣布5G商用，至今建設近萬座5G基站。韓國運營商與政府達成共識，在網絡能力提升與資費下降之間尋求平衡，通過不斷提升網絡能力、推出差異化業務來改善用戶體驗。韓國運營商通過靈活的資費策略和精準的業務推薦，推動了移動視頻、物聯網（IoT）等創新業務。

美國的模式是政府的有效引導和行業的積極反推。這與美國對5G的高戰略定位有極大關系。美國ICT企業（140家）研發投資為1508億美元，占美國企業研發投資的49%，近5年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2.4%。2017年，僅美國醫療儀器促進協會共投入648億美元研發費用，是中國全部ICT企業研發費用的兩倍，同比增長13.5%。

行業的投資極大反促了美國運營商的投資熱情，2012~2017年，AT&T在美國本土的投資總額超過1350億美元，投資來自全網絡規模的業務擴展刺激。

以此反鑒，中國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需要政府、運營商、設備商和行業的多方推動，用政策和市場兩只手共同作用，形成良性的運轉機制。

政府層面，“提速降費”的同時，需要更加注重“提質”，保障較高質量的網絡，讓使用者真切感受到5G網絡的高體驗感，其中內涵在于，不僅是每月支出費用的降低，還包括“花同樣錢，得到更多”。提供高質網絡的同時，保障運營商的利潤。

運營商層面，運營商需要跳出延亙多年的“價格戰”思維，根據市場節奏降低資費。運營商如果不跳出管道思維，將無法獲得明天。

近十多年來，電信行業與互聯網信息行業相比，幾乎所有的技術、商業模式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走在慣性的道路上，沒有革命性的變化。業務范疇不斷被侵蝕、替代，幾乎與所有新機會失之交臂。移動支付、云、社交、分享經濟，運營商多多少少都有布局，但都沒有抓住，積累的問題卻越來越多，越來越重。

5G是運營商跳出管道宿命的一個契機，也將是一個分水嶺。全球大大小小數千家電信運營商，主動謀變或順勢而為，取決于自身的情況。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無論是體量還是用戶量，都處于全球第一陣營，需要提前適應多樣化，戰略布局生態。從頂層設計上及時構筑生態，即便具備技術能力，主動去引導用戶需求，而非被動適應市場需求。

相對于此前的2/3/4G，5G的機會不僅在個人消費者，也在行業、政府和企業市場，從技術角度來說，5G網絡的到來，將革命性催化云、物聯網、AI等技術的潛力，運營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整合此前資源服務好這個市場的用戶？

除了戰略上重視，從市場、組織架構、企業文化等多重領域，運營商均需要主動調整，迎接挑戰。例如，運營商的銷售人員普遍擅長賣SIM卡、賣套餐，但5G時代，他們需要擅長和潛在客戶共同探索新的商業模式，既要自己賺錢，獲得明天，也要讓客戶（行業、企業客戶）賺到錢，找到新的商業出路。

如果說提速降費是一個將長期持續的常態，一個現實的實用做法是，運營商可以與政府一起動態協同，根據市場變化，動態尋找網絡能力提升與資費下降的最佳平衡點。

此外，政府除了通過“提速降費”給予行業更低的資費，更高效的網絡，還可以借鑒美國模式，探索通過更多途徑，引導各行各業主動布局，擁抱新技術機遇，發掘新技術和網絡帶來的新商業機會。如果政府和行業企業雙向互動，加大對新技術和新網絡應用的研究和布局，形成一批先鋒領域的標桿企業和應用，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要發揮5G推動產業變革的潛力，降費不應成為手段，應是多方力量協同作用下的水到渠成的結果。

《財經》 謝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