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胡健    每經實習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陳星    

九號院，對于“三農”圈子的人來說，是無論怎樣都繞不過去的話題。這里的九號院在國家機關意義上，即九號院里的中央農村工作機構。從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號院的農村工作機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第一階段即農委（國家農業委員會）時期，約兩年；第二階段為農研室（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時期，約七年；第三階段為清查和善后階段，屬于九號院的尾聲階段，時間一年多。

而在這三個階段中，數農研室時期取得的改革成果最為豐碩，一度使這座始建于明朝后期的外戚王府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風云際會之所。當年在九號院“摸爬滾打”的年輕人也早已成為活躍在政壇、學界、商界的翹楚。

都說生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人是有故事的。《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了解到，作為從九號院走出來的精英之一，現年71歲的盧邁有著眾多的身份，他是歸僑子女，是老三屆中的老高三，是北大荒知青，是工廠工人，是77級大學生，這些身份無一不跟改革開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作為上世紀80年代九號院的工作人員，盧邁更是農村改革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之一。

受訪者提供

誰牽頭誰就來做事

NBD：在您的諸多身份所對應的過往經歷中，您對哪一段印象最為深刻？

盧邁：我今年71歲，1982年之前除了在學校學習，還去過黑龍江的兵團和北京的工廠，當然這個過程也還是一個了解社會的學習過程。

上大學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軌跡，大學畢業后我是留在北京經濟學院做老師，當時受到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下簡稱“發展組”）的啟發，由蔡曉鵬牽頭我們一批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建立了農村市場與流通改革研究組（以下簡稱“流通組”）（注：發展組和流通組于1982年作為民間智庫被納入九號院決策調研體系）。當時這個組織并沒有選舉誰來擔任什么職位，誰牽頭誰就來做事，沒有那么多程序。我們當時陸續聚集了一大批社科院、北大、人大、經濟學院的研究生和剛分到國家部委的77、78屆大學畢業生，參加當時熱火朝天的農村改革研究，得到了由杜潤生領導的中央農研室的支持和資助。

剛開始，杜老交給我們任務、教給我們方法，鼓勵我們參加中央農研室組織的關于農村經濟改革方面的調研和討論。我們被派出去做調研了解情況，回來做匯報，對我們來講確實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1982年到1986年這幾年，我們做了好多調查。我還記得第一次調查是去湖北咸寧，那次去的人數相當多，主要目的是了解當地的商品流通情況。比如咸寧的中藥材，多的時候就多的不得了，供銷社就不收購了，少的時候大家又在搶。

我們除了對流通體制改革做過調研，還了解過城市的蔬菜價格改革，組織去武漢、廣州等地調研；還有對貧困地區的調研、邊境開放的調研，這是杜老委托王岐山同志來組織的。當時發展組的王小強他們去西藏、貴州，我們流通組去了新疆、吉林等地，回來將調研結果集中到一起，王岐山帶領我們寫了一個關于貧困地區發展和沿邊地區開放的報告。這些調研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NBD：1982~1986年間誕生于九號院的幾個中央一號文件，您是否參與其中？

盧邁：我沒有參與過一號文件的寫作，一號文件的寫作要求很高，但我們會參加農村工作會和相關的討論。另外，文件發表以后，農研室會組織調研，看看各地落實情況。我也陪王岐山到浙江溫州去做過調研，看落實情況和基層的反應。

一號文件的撰寫是全流程的，從了解情況、制定大綱、反復斟酌，完成之后再小范圍討論，最后匯報。我就參加過這種關于一號文件討論的小會，杜老很注意在各方面聽取不同意見，他來召集參會人員，當時有在縣里任職的，有在地方做研究的，也有縣里很有想法的人，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來討論，因為在縣城一級面臨著大量問題，讓大家把他們的考慮講出來，這樣能反映很多基層的問題。

杜潤生支持農村改革不斷創新

NBD：說到杜老，在多篇文章中看到當時在九號院任職的許多人都把杜老看作九號院的靈魂，您怎么看？

盧邁：農研室對農村政策的制定起著重要作用，杜老就是農村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杜老對整體情況有比較明確的判斷，他支持農村改革，在這方面不斷創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大的形勢和背景是有局限的，所以有些東西不可能走得太遠。比如，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這些方面都受著限制。

杜老是當時領導里非常有特點的一個，他能夠理解新的東西，再用他的思維語言重新組織以后講給中央領導聽。比如農村的改革，當時的政策有不同意見，杜老上下協調、溝通信息，也允許各個地方繼續試驗。所以說杜老保護了很多，他為農民利益、為國家發展做了很多。

再比如1987年王建教授提出“大進大出”、“三來一補”，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他注意到新加坡等地加工工業轉移的經驗，主張中國應該抓住這個機會，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加工業務來進一步開放中國的沿海地帶，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在于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當時杜老在九號院開了座談會讓王建來講，之后杜老把這個情況反映給領導層，在去了山東、江蘇等地調研后，國家決定沿海地區要進一步開放，允許做來料加工，當時解決了一大批人的就業問題，而且為我國后面加工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王建的一個建議怎么就到了國家層面？杜老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當然，政策本身和建議會有不同，政策是要能夠具體操作的，當時領導人和杜老他們去調研有很多實際的探討，稅收政策、海關政策要怎樣制定等，在最后的文件里都有體現。

還有沿邊地區開放的問題。杜老很有眼光，在1985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沿海開放了，邊境怎么辦？所以他讓我們去新疆、西藏這些地方去做調查，當時我們邊境開放的條件尚不具備，但是這個研究是一個好的開頭，到1988年底條件具備了，很快我國就做出了陸上開放、邊境貿易、開放口岸的決定。

向世界展示改革決心

NBD：您后來調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發展所”），之后又做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副主任，能否詳細講講這段經歷？主要負責哪些工作？

盧邁：當時成立了兩個所，一個是體改研究所，主要是研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很多文件。另外一個是發展所，下面有8個室，我當時在流通室任主任，后來就調到中心去做聯絡室的副主任，聯絡室主要是動員社會力量、聯合各方來做研究。

當時中心有一筆經費，可以資助各個方面的研究和項目，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那年我們在大學生回鄉的時候做了一個征文，讓他們寫返鄉調查，反映當地情況，最后還評了獎、發了獎。農村的情況變化快，大學生可以反映一手資料。最重要的還是通過這個過程讓大學生們更多地了解實際的變化。我還記得我們開總結會時表揚優秀論文，有的大學生就說：“到下面看了農村的這些問題我才明白，中國的事情很復雜，還得扎扎實實地做起。”這個符合我們當初的預期。總之那時候可以做很多事，只要你能想到。

NBD：您后來還做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當時主要做了哪些試驗？起到了什么作用？

盧邁：發展所成立以后，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農村改革取得勝利，城市改革由于通過“雙軌制”來過渡，有一點膠著的狀態。發展所寫了幾個報告，認為市場不是一個簡單放開價格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主張要進行制度創新、組織創新，要從試驗做起。之后，中央決定有計劃地建立改革試驗區，我們受命組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

我們做了很多試驗，比如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減”承包關系30年不變、糧食供銷體制改革、鄉鎮企業制度、農村合作組織、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等，另外還有國有林場、國有農場、漁業、貧困地區等方面的試驗。

當時第一批設立了14個試驗區，后來又有擴大，有地方申請，中央也有指定。有些地方本身做的比較好，確定了研究題目后，地方來認領。認領后我們派人去講解題目相關的政策，把線索給他們理清楚，然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當時發展所的同志很多都到基層去，比如高小蒙去新鄉做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周其仁到阜陽做鄉鎮企業體制改革，農研室的段應碧到河北玉田去幫助他們做購銷體制改革。

除了我們派的人，很多地方是自己提拔，當時我們就用開工作會的方式來交流方案和進展，一年開兩次，半年就可以看到進展。很多政策討論都很激烈，大家意見不一致甚至對立，但整個開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圍，促成了很多政策從調查研究、試驗評估到最終成型。

改革試驗區給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政府改革的走向和決心。當時世界銀行想要給中國一筆政策性貸款，但是跟國家體改委談，體改委沒辦法作出承諾。跟杜老談，杜老馬上把試驗的項目、總的方向跟他們做了介紹，他們一聽覺得這個可以做承諾，而且試驗的方向包括產權制度、價格體制、農村組織等都符合大的改革方向，所以很快他們就談妥了政策性貸款的條件。后來世行來了十幾位專家，聽發展所、農研室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解一個個項目，他們聽完覺得收獲非常大。這個過程是很好的交流，他們了解了中國是要認真地做這些事情，對國外了解中國還是起了一些作用。

我在聯絡室的時候是在磚塔胡同56號，然后搬到九號院里面做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副主任。九號院沒有什么神秘的，只不過被說的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