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 軍    

位于中國成都的中國-歐洲中心 每經記者張建攝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 軍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當中國對外開放的注腳升格為“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傳遞中國方案的信號愈加強烈。融入新一輪開放的浪潮，每座中國城市責無旁貸。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對城市而言，對外開放的機遇將前所未有，加快培育競爭新優勢是城市開放型經濟的重要方向。

新的開放格局在中國已然鋪開。去年，第三批自貿試驗區掛牌，這場國家試驗正式延伸至內陸地區。“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行，更讓西部城市史無前例躍升至開放前沿。多重機遇疊加所在，正是——成都。

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務實”的新開放觀之下，成都不負所望——2017年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3941.8億元，同比增長45.4%，增速居副省級城市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對外開放已實現提檔升級——不僅是引進的內容從項目向平臺轉變，態度從注入式向浸潤式靠近，其最新修編的城市總體規劃（送審稿）當中，更將“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列入未來發展的戰略定位。

“面對新的開放需求，城市實際上是被拉到了同一起跑線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成都應是西部開放的領頭羊，也理應探索自己的開放路徑。”

開放提質 從項目到平臺的“引進來”變革

近日，成都高新區與以色列BP&C集團、四川眾生集團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在成都高新區與以色列海法生命科技園同步建立成都-以色列科技創新中心被提上日程。在許多人看來，這是成都“內陸開放”的再次提升——不僅僅是商品和企業，帶有“成都”印記的平臺邁上國際舞臺，這意味著更多向成都傾斜的合作契機。

“內陸開放”，近年來出現頻率空前密集。去年中國提出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后，這種機遇上升到最高程度。

“實際上，中國的對外開放已進入‘升級版’。”阮宗澤說，“開放的本質是打破物理阻礙，加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內陸和沿海城市都有機遇。”

阮宗澤更強調的是，這種機遇在國內外經濟轉型升級下的更多能量。“內陸開放不應是內陸對沿海地區開放的模仿版，它需要有自己的特色，還需要做出對沿海開放的補充。在經濟轉型要求下，沿海與內陸站上了同一起跑線。”

在成都，變化清晰可見。一個例子是，在以項目為衡量標準之一的背景下，成都“引進來”的結構正在升級——不僅是一個個單獨項目的引進，包括美國The LAB硅谷加速器、中英智慧質量工程技術研究院、美敦力高端醫療創新中心、歐洲排名第一的創業加速器SBC等多個世界頂尖創新機構也先后落戶。成都高新區去年5月啟動的“全球頂級科技園區合伙人計劃(TSPPP)”項目，使關于開放的想象再度延展。成都-以色列科技創新中心正是該計劃的最新進展。

“開放，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領先。”阮宗澤指出，“研究機構的進入，將使先進理念都來此碰撞。這里就成為一個‘再生工廠’，能夠生產出屬于成都自己的更有價值的想法。”

而在以色列駐成都總領事藍天銘看來，引進一個平臺，更意味著一個“生態系統”的進入。作為開放的基礎，互聯互通所組建的網絡體系尤為關鍵。如何布網，考驗著城市治理者的智慧。

去年7月，中意文化創意產業園落戶成都。從中德開始，中韓、中古、中法、新川，每一個落地的國別產業園，背后均預示著更多國際項目的入駐。

落戶幾個月后，剛上任不久的意大利駐重慶總領事倪飛便馬不停蹄趕到成都。在他的工作計劃中，成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重要性正是其關注整體的對外合作思路。在他看來，不同國別產業園的聚集將形成配套，而對于產業廣泛交叉的歐洲國家，一個國家的進入，往往意味著為其他國家配套的可能，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將形成潛力巨大的歐洲企業生態圈。

在成都舉行的智慧技術與質量工程國際合作對接會現場 每經記者張建攝

近身推介 將本地優勢上升為全球優勢

開放的另一面是，要通過開放倒逼改革。對于內陸城市而言，開放程度能有多大，常常與其改革的推進力度密切相關。

柯大衛是成都雙流創新創業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國際合作部部長。2017年，他從朋友那里了解到這個成都國有平臺公司的招聘信息，“不限國籍，只看能力”。那時他已是歐洲商會的秘書長，卻仍然從家鄉匈牙利來到成都，希望抓住這個機會。

“在匈牙利，國有企業或者政府為外籍人士提供工作機會是很少見的。”柯大衛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直言。

無獨有偶。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成都高新管理局去年6月招納了來自美國康涅狄格州、畢業于耶魯大學的柯文，他負責的同樣是國際業務。

該管理局相關負責人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其實政府部門有外籍雇員是非常罕見的，這也是高新區“改革比較徹底的地方。”

不到一年時間，柯大衛已感受到這份工作的巨大價值。他發現，在與外資企業打交道時，能否使對方信服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而他在這方面則有更多優勢。甚至他的存在本身就已向這些公司傳遞出一種信息：成都的開放程度足夠使他們在落地之后得到周到的服務。

“對話很重要。”這是柯大衛的深刻感受。而當成都以國際門戶樞紐城市的全新身份亮相國際舞臺之時，需要迅速實現平等互信的交流。那么，采取怎樣的對話方式則尤為關鍵。

去年，成都開展“成都造·全球行”活動，正是期望通過近身交流獲取全球對話的機會。據成都市商務委的統計數據，該活動一年內累計組織1200余家本地企業赴德國、新加坡、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國家舉辦專題推介活動，簽約金額累計超過43億元。

而在去年8月，作為“川港澳合作周”活動的重頭戲，“成都建設國家西部金融中心專場推介會”、“成都建設國家西部文創中心專場活動”兩場活動成為成都向世界推介自己的重要平臺。成都更要“拼船出海”，充分借助香港“超級聯系人”的作用，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合作。

在“川港澳合作周”現場諸多香港嘉賓看來，成都的資源、產業優勢已十分明顯，正需要這樣的活動將成都推廣出去，找到其融入和參與塑造國際產業格局的優勢。

后發先機 聯通歐亞大陸的中心“明珠”

開放不僅是互聯互通。城市的開放，最終仍需回歸自身。尋找內外兼修的契合點，城市的開放與發展將最終實現良性循環。

2017年，成都開放發展成績亮眼——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3941.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5.4%，增速居副省級城市第一位；與此同時，利用外資實際到位100.4億美元，同比增長16.5%，利用外資水平在中西部保持領先。

在阮宗澤看來，這其實是成都在尋找自身優勢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的效應。他認為，成都應該要做“歐亞大陸樞紐城市”。

他所言非虛。一個例子是，邁入開行的第六年，從成都發出的蓉歐快鐵已成為年開行班列數目率先突破千列的中歐班列。據波蘭羅茲省長斯特皮恩介紹，如今，蓉歐快鐵開往其最初的歐洲終點羅茲的班列已實現60%的回程滿載率。而這條鐵路所蘊含的巨大價值，更使其成為成都又一張國際合作的金字名片——作為站點的所在地，波蘭貿易局、巴伐利亞州政府均已確定將在成都設立辦事處。

這條鐵路，正是成都這個位于歐亞大陸中心位置的“明珠”，有優勢、更有能力聯通歐亞大陸兩側的明證。

而這也得益于成都后發優勢的作用。在西南財經大學四川自貿試驗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霍偉東教授看來，這正是由于內陸的經濟體量相較沿海發達城市要小，同時一些制度不如沿海成熟，反而“沒有那么多的羈絆”，易于進行體制機制改革試驗。

藍天銘最直接感受到這一變化。2017年，四川與以色列貿易增長達120.1%，在四川與各國外貿增速中位居前列。而作為外國駐蓉領事團團長，他已迎接了來自奧地利的朋友——奧地利已確定成為獲批在成都設立的第十七家領事機構。

根據成都最新修編的城市總體規劃（送審稿），2035年，要全面建成泛歐泛亞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門戶樞紐城市；《成都市遠景發展戰略規劃研究》建議，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務實”的新開放觀之下，成都將有潛力“把發展動力從虹吸區域轉變到建立緊密的地域合作體系和開放的全球鏈接網絡上，從嵌入發展轉變到建立強大的內生創新能力上，推動本地企業走向世界舞臺。”

而在阮宗澤看來，開放本身就意味著包容，意味著海納百川的勇氣。“開放應該是一種‘百花園精神’。”阮宗澤說道，“在多元環境下，人才有比較，才能更加了解到底什么是好的。這種教育的過程，將從人的角度助力城市的提檔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