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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韓冰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林毅夫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中國過去35年，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不可能連續35年每年9.8%的增長，也不可能是新興大國中唯一沒有出現嚴重危機的國家。林毅夫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我從來沒有反市場。”林毅夫說，一個高質量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國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小型國企應該民營化，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的問題。

“他本質上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政客。”經濟學家華生一語否定了貼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標簽。

除去學術和政治爭議，不得不說，身材頎長的林毅夫身上有種優雅的氣質。面對記者的提問，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會微笑注視，默然不語，或者給予一個禮貌的回復。如果問到他熟悉的新結構經濟學，諸如發展理論以及經濟增長、世界銀行等一些話題，他會用溫和的語氣和笑容正視訪談對象，給予詳盡的回答和足夠的尊重。這也許是他的學術觀點雖受爭議但人緣頗好的緣故。

在楊小凱追思會之后，林毅夫寫了一篇題為《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的文章，用上萬字的篇幅完整闡述他的看法。他認為1個多月前與張維迎的那場辯論，外界對他的觀點有些誤讀。

8月23日，林毅夫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復中說，他對各種問題的完整論述可參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對記者的文章進行了批注和修改。這是他留給外界嚴謹形象的一瞥。

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他就這樣在褒貶之間游走。批評者對他頗有微詞，但林毅夫始終堅持 “后發優勢”的立場。他試圖將中國的經驗上升為一般經濟學理論。出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的4年里，他嘗試在不發達國家推廣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經驗。2012年6月從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全面總結、闡述了他的理論和觀點。

林毅夫說，他從來沒有反市場，也從來不反對制度改革。他給自己的定位是 “按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

“政府不干預必然失敗”/

在林毅夫與張維迎“利用比較優勢是政府擅長還是企業擅長”的辯論中，林毅夫至少兩次向張維迎說：“這是誤解我。”

“關于政府和企業家，大家說我強調政府，這是一個誤解。”林毅夫對記者說，現在他一直強調的是“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有效的市場當然靠競爭、靠企業家。“我從來沒有反市場。”林毅夫說，一個高質量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一方面強調有為的政府，但必須提出一個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預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不是討論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

當然，要做到這點，按照目前政府的職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體制架構，是很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稱，“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論來說明何種干預是正確的，何種干預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變成缺位、失位了。新結構經濟學中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就是想解決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問題。如果因為怕政府越位就反對政府的任何干預，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嗎？這也是為何在和維迎的爭論中，我說政府干預可能失敗，政府不干預必然失敗的原因。”

記者追問：“雖然您也表示，您所講的投資并不單純指政府投資，可是在目前中國特有的經濟轉型狀態中，大部分投資都是政府投資。您認為應該怎樣抑制政府投資所帶來的資產價格大幅上揚、國進民退、民營經濟萎縮和投資中出現的腐敗等問題？”

林毅夫回答，這是一個誤解，首先，在轉型過程中，更多是民營經濟的投資，否則，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會從占80%降到現在的25%左右。其次，國進民退的問題，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來的。2008年作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萬億元的積極財政政策，因為積極財政的項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導的大型“鐵公基”項目，而給人國進民退的感覺。然而，即使是在這段時間，“鐵公基”以外的項目，絕大多數是民營經濟的投資，所以，國有經濟的比重還是在進一步下降。

在國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小型國企應該民營化，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的問題。對于大型企業，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認為：“大型國企的改革首先要剝離政策負擔，如果剝離了政策負擔，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國企經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經營得好、是否盡心盡責，可以從企業的實際利潤和市場的平均利潤的對比中充分顯現，這樣國企也不一定經營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負擔，大型國企私有化以后，企業利用政策性負擔為借口來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得到的保護、補貼會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經濟理論層面，林毅夫的觀點頗具爭議，但在經濟實務運作過程中卻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國經濟迄今的客觀形勢也越來越證明了這點。

“國內的學術討論很多是在用立場分人，用一派的立場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場，而不看觀點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林毅夫稱，正如一篇《林毅夫緣何孤獨》的評論文章所說，林毅夫想說中國經濟“YES”但卻還要到處解釋，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諾獎提名沒多大意義”/

1979年5月16日傍晚，遠在金門的林正義游過2000多米的臺灣海峽，抵達廈門，更名為林毅夫。

在被中國人民大學拒之門外后，當時的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董文俊曾與林毅夫有過一次深入談話。董文俊對他的印象是“很有分寸、認真嚴謹，是個想搞事業的人。”

時隔35年，林毅夫給人的第一印象沒有太大變化，每次出現在公眾場合，他大多身著白襯衫，或中規中矩的西裝，面帶微笑。

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起他和楊小凱都曾被諾貝爾獎提名時，林毅夫說，“小凱曾獲諾獎獲得者布坎南二次提名。諾獎得主福格爾和貝克爾等也曾提名過我，但這其實沒有多大意義。”

“實際的情形是，諾貝爾獎委員會每年向全世界1500名左右經濟學家，包括已獲得諾獎、北歐國家大學經濟院系的正教授，以及在其他歐美國家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發出邀請，請他們提名。其中大概有一半經濟學家提名自己，所以，每年被提名的經濟學家很多。得票最多的經濟學家最多也只有20票左右，這些人的票大多來自于自己的學生。諾獎委員會再根據得票最多的前五名進行獨立的評選。所以，中國經濟學想得到諾獎，必須先培養出50個左右能進入那1500名的行列之內的學生。這只能在一、兩代人之后。”林毅夫告訴記者。

記者從林毅夫提供的3份材料中看到，1989年~1993年，林毅夫在全球經濟學家的排名是第105位，位居華人經濟學家首位。1990年~2000年，林毅夫發表的論文在國際經濟學界的排名為第237位，位居華裔經濟學家第二位（楊小凱的排名在第897位）。按論文引用，林毅夫排名在第205位，位居華人經濟學家首位。

在楊小凱追思會上，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辯論。對此，有更多學界人士傾向張維迎。林毅夫對“有為政府”的主張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使他成為很多人眼中的 “官方經濟學家”。不過，不管是早前與楊小凱的爭論，還是現在與張維迎的辯駁，林毅夫都以全球視野的實證經驗和嚴謹的分析來說明其立場。他認為，爭論中的多數學者搞混了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

林毅夫在追思會后對記者說，“我本人和張維迎、楊小凱乃至國內經濟學界多數經濟學家的差異在于：應該回到斯密的觀點還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相比很難贏得官方政策回應的張維迎，林毅夫顯然幸運得多。他深諳國情，其很多觀點和后來的國家政策一致，或者成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國企改革、農村問題、股票市場、宏觀調控等。

林毅夫說，“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對問題的分析和一貫看法。”至于為什么不謀而合？他表示，正如自己在《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一書里所說，作為學者面對問題時他不套用現有的理論，總是像一個初生的嬰兒一樣，用一種不受現有理論和過去經驗束縛的“常無”心態，從存在的問題是什么，解決問題想達到的目標是什么，要解決這些問題、實現所要達到的目標的限制條件和可選方案又是什么，進行分析。

“我更覺得我是‘客觀派’”/

“從他（林毅夫）寫的東西來看，我認為是那些東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為了迎合什么人說什么話。”華生這樣評價林毅夫。8月23日，華生再次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他本人更贊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觀點。

在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和調控政策上，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帶動的高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但林毅夫不這么看，他依舊堅持自己早前的觀點，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不過，他強調說這只是“有潛力”，要挖掘這個潛力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維持社會穩定，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的前提下才可能實現。

“我在《中國的奇跡》、《解讀中國經濟》和各種場合的演講都是說‘有潛力’，但是，在網上的傳播和許多人的轉述、評論中都把‘潛力’兩字拋棄了，這從來不是我的本意。”林毅夫在對記者說這句話時，略微顯得有些無奈。

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信中，林毅夫這樣寫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必然有制度的落后性，轉型中國家和理想的經濟模式相比也必然有體制的扭曲性，要趕上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和體制的完善都很重要，但是，發展中國家應該一方面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完善各種制度安排。同時，由于制度是內生的，并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想制度，而且，先進行制度改革的國家，我國的快速發展他們沒有，而我國存在的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等問題他們也有，甚至還更嚴重，所以，一個轉型中國家不需要等理想中的制度建立了以后再去發展經濟。

“中國過去35年，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不可能連續35年每年9.8%的增長，也不可能是新興大國中唯一沒有出現嚴重危機的國家。”即便是背負著輿論壓力，林毅夫還是堅持不改變他對中國模式的推崇。

基于此，很多人把林毅夫歸于“樂觀派”行列，但他在楊小凱追思會上明確表示，“我更覺得我是 ‘客觀派’”。林毅夫認為他對未來的判斷總是潛力和問題同時分析。他認為，之所以被稱為“樂觀派”，是其他人只看到問題，對中國的前景悲觀。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確實有不少體制、機制問題。從他在2002年發表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一文和《中國的奇跡》以及之后出版的 《充分信息與國企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和論述中，可以了解到，他在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

批評者質疑林毅夫 “缺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林毅夫這樣回應：“知識分子當然應該有批評精神；但我并不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反社會、反政府。一個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沒有預設立場的、是實事求是的，是敢于堅持任何對的，包括傳統東西的人，只要我認為對的，我就該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