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周洲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周洲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張維迎表示，“對于現實的經濟和制度，我糾正一下，我不是悲觀。”他說，“正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會談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評性的意見。”對于過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觀點是：“經濟體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開的，后來又被收起來，國家干預越來越強，國有企業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覺得中國的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善，對未來有顧慮。”

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備理念和領導力這兩個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依賴某一個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會可以不斷地發展。但是你必須承認，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權威和領導力相當重要。”

8月22日下午，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很安靜，能聽到清脆的喜鵲鳴叫和秋蟲的呢喃。夏末秋初，正值暑假，三三兩兩的游客在這里游覽，臉上流露著對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遐思和景仰。

頭發花白的張維迎，在新辦公室前的露天圓桌旁，會見一位老友。對他來說，這里應該有一種久違的熟悉——灰瓦紅窗綠廊古建筑風格的朗潤園，是100多年前洋務運動領導人物恭親王奕訢的園子。也是他20年前和林毅夫、易綱、海聞、張帆以及余明德等學者共同創辦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紅底燙金的繁體字匾額居于廣亮正門的正上方，2008年掛牌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只有那八個燙金大字的四分之一大，懸在暗紅色門板的右上方。

與張維迎辦公室僅隔一條走廊的，是汪丁丁、周其仁和海聞的辦公室。這仨人的辦公室緊緊相連，隔窗望去，里面堆滿了層層高書。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的周其仁，辦公室跟其他教授的一樣。他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期間搬了一摞書，又匆匆離開。他與市場捍衛者張維迎一樣，從改革的態度來說，都是中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早逝天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支持者。

張維迎，中國近30年來只要一發聲就會引起爭論的經濟學家。

記者在“山水丹青雜”的朗潤園見到了這位出身陜西榆林市吳堡縣鄉村的西北漢子。這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認同者，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弟子，并不像有些媒體描述的那樣“悲觀”。他捍衛市場經濟制度的強勢，不在乎言語聲調，而是一種30年來一以貫之的溫和執著。

更多的是反思近10年的狀況/

重新回到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張維迎，非常客氣地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參觀他的新辦公室，翻看他的新書。

朗潤園相較他此前掌舵的灰墻玻璃門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清幽的古雅環境似乎更適合思考。

張維迎的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一個辦公靠背椅，一臺電腦和一臺打印機，處在房間一角的暗紅木的五層書柜還是空的。辦公桌上放著3本他自己的書，兩本老書一本新書——《企業家：經濟增長的王國》出版于1989年，現在是第三次再版；《理解公司》初版距今也快10年了；《改革新啟蒙》今年7月份出版的新書，基本是他這兩年的訪談錄匯編。

對于完全陌生甚至沒來得及證明身份的記者，他沒有回絕。但對于7月5日那場在楊小凱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張林”學術爭論，面對等候加磨纏兩個多小時仍不肯離去的記者，張維迎卻微笑著擺明了“不談”：“你很執著，我也很執著。”

“我不太關注太短期的話題。”他的態度溫和而堅定，黝黑的臉上有著倔強：“有很多地方邀請我去做報告，談論一些經濟形勢話題，我都表示拒絕，因為我沒興趣關注這些話題。我原來對自己說，3年之內的事情，我不關心。我一直堅持這一點。”

張維迎表示，現在并不做具體的政府和科研項目。若問他在做什么，答曰讀書、思考和演講。“偶爾我還會感到很尷尬，比如有朋友問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說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研究。”他說，“真的，我不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計劃性的人。”

這大概是他的觀點受歡迎、但人際關系卻不是那么如魚得水的原因。

張維迎在人們的印象中是持守自由意志和市場經濟的奧地利學派的衛士，但他并不能完全準確地說出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以及來源。如果要硬搬出一個來源，他表示是“不斷讀書和思考”。

在讀經濟學的時候，他受到亞當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的影響。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價格雙軌制的時候，他系統地學習了微觀經濟學。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他在規規矩矩地學習主流經濟學。

直到2008年張維迎在芝加哥參加科斯組織的會議時，他的論文評閱人表示“文章非常奧地利學派”，他才回顧發現，包括自己在早期時候寫的東西，過去很多人認為他更像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的思想，現在看來更接近于奧派。張維迎認為，奧派真正抓住了市場的精髓，而有很多經濟學成果是技術層面的。

2011年，張維迎談反思經濟學的時候，發現國內經濟學界和社會批評市場的失敗，實際上是市場理論的失敗。“它和市場的失敗是兩碼事。”

他打了個比方：比如一個女孩子本來很漂亮，但畫家把她畫得像只猴子，然后我們就評判這個女孩有多丑，“這是經濟學的錯誤。”

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學術之爭，但張維迎認為，其對經濟學以及社會問題的看法都有內在一致的邏輯。“至于什么體系，還不好定義。”他說，“我的觀點就代表我自己個人。這些可能跟別人一樣，也可能跟別人不一樣。跟別人一樣，不是我有意要迎合他；跟別人不一樣，也不是我故意要反對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實驗往前走。”

張維迎表示現在考慮的問題可能比過去都要更長遠。“我會想，我們國家30年之后會是什么樣子？然后我們現在要做什么？包括我們學術界應該有什么樣的準備。”他說，并非自己有能力一定可以擔當這個工作，但至少他有興趣和志向來思考這些問題。

系統地回顧張維迎的學術觀點，會發現他并沒有否認中國35年來的改革與發展成果。讓他深深反思和批評的，是最近10年的狀況。

“對于現實的經濟和制度，我糾正一下，我不是悲觀。”張維迎強調，“正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會談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評性的意見。”

對于過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觀點是：“經濟體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開的，后來又被收起來，國家干預越來越強，國有企業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覺得中國的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善，對未來有顧慮。”這是一些外企或者抱怨或者搬遷，民營企業家和富人在移民的重要原因。

至于“新改革”應該從什么地方開始，張維迎認為就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有廣泛討論，有學術界大膽地參與。張維迎一直稱鄧小平是 “真正的改革家”。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備理念和領導力這兩個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依賴某一個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會可以不斷地發展。但是你必須承認，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權威和領導力相當重要。”

“凡人世界”的建立過程，需要偉大的領導力。他說，“這意味著領導人要有很強的理念，要有堅強的意志推行這種理念，還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讓理念戰勝利益。”

張維迎對過去10年發展的尖銳言論，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期待。他曾經認為2005年是一個轉折點，他希望現在可以是另一個轉折點。“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臺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業注冊制度改革、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持續地簡政放權等。

“問題是最后會落實到什么程度。”張維迎稱，看口號和原則，更看行動。

“國企與公平競爭不兼容”/

經濟改革走到今天，張維迎認為改革空間還有，但是已經不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么大了。

“空間在哪兒？首先是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關于國企改革，是林毅夫于FT中文網上發文稱在今年復旦學術會上張誤解他的觀點之一。

林毅夫認為對大型國企改革而言，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張維迎的觀點是，國有企業導致的惡果之一就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國企與公平競爭不兼容。”

張維迎認為這是被很多人忽視的一個問題。在5年前，他曾樂觀地預測5年后的今天，國企改革將基本完成，現在他則認為這5年沒有進展甚至出現倒退。“過去5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大量的資源、貸款都要給國有企業，國企總體變得越來越強勢。”

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提出，國企用產值、稅收和就業等數據，證明為國家做出了多大貢獻。

“但是我們更要看它的效率。”張維迎引用了官方統計數字，2010年國企占整個工業企業資產的42%，但產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決的就業占20%。“投入產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張維迎說，如果把給國企的資源投向民企，這些資源將會得到更好的利用，國家經濟會發展得更好。

“國企并不真賺錢。”張維迎認為，國企所謂的“賺錢”，從經濟學上講，不能叫經濟利潤只能叫會計利潤。

他以電信行業為例。電信公司的牌照屬于政府限制資源，競標和競爭沒有完全放開，電信公司并不為牌照付錢。如果競標，一個牌照競標500億元，那么企業就要支付這種成本。“所以，電信公司表面上賺錢，實際上賺的是租金，或者叫準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利潤。如果把貸款利息優惠、資源占用等隱性成本算上，國企的利潤是負的。”

市場經濟需要有公平的競爭，是已達成的共識。但如果要在“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下”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性作用”，張維迎認為只能靠特權——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位來保持。“那么公平競爭就是不可能的。”他說，盡管“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國企主導下同樣可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被很多人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國企的存在而導致的不公平競爭，使得好多民營企業家的潛能不能發揮出來。”張維迎說。

一旦民營企業家認為競爭環境不公平，如果有一些不道德的行為，心里也會沒有負擔，會認為“你憑關系拿到或者得到一個許可，突然之間就賺幾億或者幾十億，那我無非只是造了一點假冒偽劣產品，辛辛苦苦才賺幾百萬幾千萬。”

但張維迎也承認，并非每個企業家都如此扭曲，中國企業家團體中也有積極的力量，靠的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性獲利。

“國企的大量存在，影響著整個社會生態。”這個判斷，張維迎一直堅持。“政府給國企大量補貼，一些民企潛能又不能很好地發揮，整個稅基又縮小了。”所以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國企的大量存在其實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目前，中國的國企開始試點混合所有制改革。

“但是如果有了國有企業，有了政府賦予的特權，好多民企也是通過跟國企搞所謂的聯合來生存發展，實際上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瓜分國有資產，然后跟政府搞一種特殊的關系，得到特殊的許可。結果是，企業家精神的丟失。”張維迎建議的國企改革一攬子方案可謂 “狠”：先推動國企上市，然后國家控股減持，從70％到50%再到40%，然后民營企業家進入董事會，慢慢開始從有發言權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業國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覺得最好是國家通過機構持股，但不作為直接的股東，不參與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過投資分享紅利。”

他希望未來十年，國企占GDP的比重能在10%以下。

張維迎對國企改革的犀利言論，正如30年前他參加激蕩人心的莫干山會議提出對價格改革“放開”一樣大膽。那次可稱之為啟蒙的會議，與會的學者和官員討論的價格雙軌制改革帶動了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

張維迎認為，國企改革是現在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如果不推動國企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不可能的。”

他不認為有哪一個行業是民企不能做、做不好的。“我們現在好多行業，如果真正放開競爭，它們的集中度將會提高。國企改革就是政治決心。”

“市場先生”捍衛市場觀/

近幾來，張維迎對于任何關乎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討論和爭論，給出的答案都不離“市場”左右。他就像拿著一柄刻著“市場”倆字寶劍的衛士，以不變應萬變。

與林毅夫的碰撞也是如此。他也因此被冠名為“市場先生”。

他認為在人類的發展過程當中，市場經濟是每一個大眾幸福感最強的一個階段。對于“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的爭論，張維迎更關心的是前述的“理念”，因為“理念”關乎制度變革，這是他和楊小凱一直堅持的重點。

他說，前25年的改革，是新的理念戰勝舊的理念，理念戰勝利益。“鄧小平的改革其實就是理念導向的。”

“過去10年，理念倒退了，或者說是我們失去了理念。”他說，很多政策是利益主導了理念，不談是非只談利害。“尤其如果上面沒有很好的理念，下面的政府部門和官僚就變得一味追求更大的權力。”

他認為理念最重要的一點，是相信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創造力只有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才能迸發出來。相信市場是推動人類幸福、技術變革和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張維迎說，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如果對市場本身沒有信心，就會把出現的很多問題歸咎于市場本身。

張維迎曾稱，一些經濟學家并不懂政治學。梳理他的觀點，經濟學與政治學其實是緊密相連的。在其看來，市場是與自由劃等號的概念。“市場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

不過，他也強調了市場包含的另一面：“自由市場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市場本身意味著你尊重別人的權利，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也是法制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最基本的限制。

張維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經濟學會上說，市場有三個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財產權和企業家精神。

“這些要素其實都需要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職責。”他在那次訪談中說，“自由需要法律保護，財產安全需要政府保護，企業家精神只有在相對穩定的產權保障環境下，才有可能迸發出來，然后變成創造財富和創造價值的力量。這也是政府的意義所在。”

“我還是這樣認為，未來30年的前15年重點應該放在建立法制社會上，也就是說把政府的權力放在法律之下，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可以超越法律。”張維迎說，法制建設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是要建設透明公平的規則，并且法律面前沒有特權。他依然堅持保護產權、加強法治、維持社會秩序。

他說，真改革就是政府把權力放給民間、放給市場。“這其實也是我們過去市場化改革的一條主線。過去30年的發展正是依照了市場邏輯。”而市場的邏輯是創造財富，不是分配財富。

對于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張維迎和社科院教授雷頤的觀點相同，從一開始提出這個概念，他們就不認同。這也是他和林毅夫爭論的一個觀點。

雷頤認為，3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的發展。“不要以為中國有多特殊。”張維迎說，中國對公司的審批，西方以前就有，幾百年前還需要國王特許審批就是活生生的歷史。

人類社會過去在兩三百年中已經有過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不接受這些理念，就沒有辦法改革。張維迎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也因此遭到強烈批駁“照抄照搬西方”。

“就像蓋大樓一樣，力學和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雖然這座大樓可能蓋在不同的方位上，地基厚度不太一樣。”張維迎除了堅持己見，還是堅持己見。

市場經濟需要政府維護/

談到政府與市場、與企業家的關系，林毅夫稱，張維迎誤解了他，他的意思并不是“倡導由政府來決定哪些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張維迎根據過去的經驗對 “有為政府”作了“字面的片面理解”。

張維迎沒有說過 “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他認為市場經濟制度的維護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有為政府”，不是直接“制定產業政策”之類的停留在“術”層面的機構，而是保護自由、保護財產權。

“這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張維迎說，只有在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市場才能夠有效運行。“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有利于市場有效運作和企業家創造財富的制度環境。”

張維迎一直認為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主力。林毅夫直接提出，企業家也會利用各種理由尋租、綁架政府來謀利。

“2008年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就是華爾街的金融寡頭綁架美國政府政策的結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給企業家的創新提供自由的環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業家綁架。”林毅夫在FT中文網上的解釋中寫道。

張維迎恰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結果。“什么是次貸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有些人借錢買房子之后可能還不上錢。問題是，當初他買房子的時候為什么有人愿意給他墊錢，沒錢買房的人為什么銀行會給他貸款？”

一個買不起房的低收入者，銀行當然可以拒絕貸款，因為他的支付能力不夠。“但是美國有這樣的法律，要求銀行必須貸款給沒錢買房的低收入者，所以就形成了沒有能力買房子的人都在買房子。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恰恰是政府對金融和房地產市場的干預造成了次貸危機。”

對于企業家到底和政府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張維迎的思考是，企業家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他說，“但另一方面，企業家跟政府關系不能太緊，如果關系太緊容易出問題。”

市場捍衛者張維迎，對全球市場經濟現狀的理解也不同于輿論層面。

“必須強調一點，現在全球都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包括美國。”張維迎認為，市場經濟最主要的交換手段是貨幣，而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貨幣。“貨幣最初是自由生產而不是政府壟斷印發的。”

“中國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還很遠。”張維迎承認中國取得了很多進步，一些消費品市場的進步比生產資料市場的進步要大得多，一般性產品比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等基礎型產品市場要進步；產品市場比要素市場要進步，即使是要素市場以及信貸和資金領域，也有很多進步。

“整個改革的30多年，的確是從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的方向走，但是首先在產權制度上就不能叫市場經濟，如果國企占GDP比重超過10%就不叫市場經濟。此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還很多，結果是中國大量的企業家做決策時，首先不是看市場，而是看政府。這是一種有市場要素的管制經濟。”

張維迎與林毅夫等經濟學家的爭論，最核心的仍是他對自謂純粹市場的追求與捍衛。他說，學者如果為了迎合政府的某種偏好或政府政策而建立理論，或者迎合大眾或所謂民粹的一些東西，都是不符合學術精神的。

張維迎的觀點正確與否，留待歷史考察，但他對市場的理解以及30年來的執著捍衛，也許是他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的原因。不過他并不在乎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