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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核”

隨著前三季度經濟數據陸續出爐，中西部非省會城市競爭格局逐漸清晰——

榆林、宜昌、洛陽、襄陽作為“頭部陣營”，前三季度GDP分別為5654.11億元、4553.28億元、4454.9億元、4355.46億元，榆林繼續領跑，洛陽反超襄陽。

這背后，省域副中心建設也正迎來新的風向。

五年前，《求是》雜志發文，首次提到：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今年8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又明確提到：推動有條件的省份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

不是每個中西部省份都有官方明確認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以陜西為例，陜西省“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在“提升西安國家中心城市發展能級”一節之后，又有單獨一節規劃“建設榆林高質量發展重要增長極”，這被認為是歷史性地提升了榆林在陜西區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

據不完全統計，中西部省份至少有28座城市被賦予副中心城市或類似定位，與省會（首府）城市共同拉動全省經濟滾滾向前。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這些城市五年來表現如何？再提“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又傳遞出哪些新的信號？從更大范圍看，省域副中心又該如何做好省會（首府）城市的最強“搭檔”？

塔尖：榆林減速，宜昌、洛陽攻擂

如果說核心增長極是“中心”，那么副中心就是“外圍”，高端要素主要向“中心”聚焦，中低端要素向副中心轉移。有學者將副中心的角色比喻為“副班長”，即填補省會中心城市在省域經濟發展中影響力和輻射力所未能及的“盲區”，打好輔助。

圖片來源：攝圖網700301198

截至目前，除了山西長治和甘肅天水外，其余26個中西部地區省域副中心城市均已公布“三季報”，格爾木、日喀則、宜昌、柳州等17個城市GDP增速跑贏全國大盤（5.2%），其中格爾木、日喀則和宜昌增速在7%以上。

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各地經濟增長，也不斷改變著省域副中心的格局。過去五年來榆林異軍突起，幾乎是以一己之力抬高了中西部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天花板”——

2022年，“煤運當頭”的榆林憑借6543.6億元的GDP，首次從洛陽手中奪過“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的寶座，此后兩年又相繼突破7000億元、7500億元大關，率先向“萬億之城”的目標發起沖擊。

不過，今年以來我國煤炭價格震蕩下跌，也給榆林、鄂爾多斯等煤都蒙上一層陰霾。今年前三季度，全國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實現營收18810.6億元，同比下降20.0%；實現利潤總額2246.4億元，同比下降51.1%。

這也使得省域副中心陣營中的“能源雙雄”——榆林和鄂爾多斯雙雙降速，202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別為5.3%、5.0%，未能延續去年的強勁走勢。更引發外界關注的是，榆林罕見地在上半年、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中只透露增速，未透露GDP規模，甚至引發“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易主的擔憂。

不過眼下來看，榆林依然穩住了陣腳。定邊縣統計局發布的“榆林市各縣區2025年前三季度主要經濟指標”顯示，榆林前三季度GDP為5654.11億元，繼續穩居“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甩開排名第二的宜昌1100余億元。

與此同時，宜昌、洛陽、鄂爾多斯和襄陽GDP分別達4553.28億元、4454.9億元、4367.9億元、4355.46億元，增速分別為7.0%、5.8%、5.0%、4.0%，一同站上4000億元臺階，與榆林一起撐起省域副中心的“頭部陣營”。

相較于去年末，宜昌超越鄂爾多斯成為“中西部非省會第二城”，而洛陽則連續趕超鄂爾多斯、襄陽，晉級“中西部非省會第三城”。工業動能的迥異是分化的驅動因素，今年前三季度宜昌、洛陽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8.8%、8.9%，而鄂爾多斯為6.5%，襄陽未公布。

不過總體來看，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榆林擁有較為寬闊的護城河，短期內難以逾越，但是宜昌、洛陽、鄂爾多斯和襄陽四城間最大差距不過200億元，將掀起新一輪的角逐。

從更大范圍來看，蕪湖、遵義、南陽、贛州、岳陽、包頭、衡陽、綿陽等8個城市GDP總量已經突破3000億元，構成中西部省域副中心的“第二梯隊”，也成為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變量：雙雄4年狂飆，超十城增長千億

倘若將視角拉長，副中心的崛起更加具象。榆林和鄂爾多斯的一路狂飆，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2020年至2024年，榆林、鄂爾多斯GDP分別從4089.66億元、3533.66億元增長至7548.68億元、6363億元，分別增長3459.02億元、2829.34億元，增量領跑中西部省域副中心。

這幾乎相當于在短短四年內“增長了一個柳州”。在此期間，榆林和鄂爾多斯GDP也分別從中西部省域副中心城市第4位、第10位躍升至前兩位。尤其是，2024年榆林和鄂爾多斯在全省（區）的GDP占比分別為21.24%、24.18%，增長極的作用顯露無疑。

也是在這一年，兩座煤都原煤產量分別達6.2億噸、8.9億噸，合計占據全國的三成以上。不過，榆林和鄂爾多斯過去因煤炭而崛起，而今又因煤炭周期而陷入減速的困境，能否在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培育出新的支柱產業，成為其向上突破的嚴峻考驗。

“中西部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分化，本質上是資源型經濟與創新驅動型經濟、傳統產業轉型與新興產業培育之間的差異顯現。”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宋向清對城市進化論分析。

這背后是資源型城市的周期性陣痛、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因素的交叉影響。榆林和鄂爾多斯經濟結構中能源產業占比較高，而全國范圍內能源轉型加速進一步壓縮了兩地的增長空間。

曾經力壓洛陽、宜昌的襄陽，也正因為“一業獨大”而受困。汽車制造業幾乎占據襄陽工業的40%，新能源汽車增長迅速但占比較小，難以抵消燃油車下滑的沖擊，也使得襄陽前三季度GDP增速僅為4%。

值得一提的是，宜昌、包頭、襄陽、蕪湖、綿陽、遵義、贛州、宜賓、岳陽在過去四年中，GDP增量也在千億元以上，與榆林、鄂爾多斯一起組成省域副中心城市增長的“第一方陣”。

其中，宜昌憑借1929.70億元的GDP增量超越襄陽，城市地位再躍升。今年8月，宜昌市副市長徐偉營介紹：“2024年宜昌GDP達到6191億元，躍居中部非省會城市第1位、全國百強城市第48位，較‘十三五’末前進5位”。

這也是湖北持續多年推動“一主兩副”戰略的成效。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宜昌、襄陽GDP分別為4553.28億元、4355.46億元，占全省GDP的比重分別為10.15%、9.71%，對湖北經濟發展形成有力支撐。

當然，政策支持和區位條件也正在產生持續影響。“宜昌依托長江黃金水道和三峽樞紐，成為中西部重要的物流節點。洛陽則通過鄭州都市圈的交通網絡，強化了與東部沿海的聯系。而榆林和鄂爾多斯地處內陸，交通成本較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產業多元化發展。”宋向清說。

協同：誰是最強“搭檔”？

省域副中心城市正在迎來新的風向。

今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發布，提出“推動有條件的省份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相較于五年前，“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的表述，范圍和力度都有了新的提升。

在宋向清看來，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省域副中心建設從地方探索升級，資源配置可能更多向副中心傾斜，倒逼副中心城市提升產業能級，避免同質化競爭。比如，貴州從2024年起，連續5年省級財政每年安排專項資金10億元，支持遵義加快建設省域副中心。

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鄂爾多斯、遵義、榆林GDP占全省的比重分別為23.65%、22.40%、21.94%，相較于五年前提升3.17、1.57、6.22個百分點，是對省域經濟支撐力最強的副中心。

此外，包頭、日喀則、贛州、昌都、格爾木、曲靖、柳州、宜昌、蕪湖占全省（區）GDP的比重均超過10%，其中包頭、格爾木、遵義、贛州、宜昌、蕪湖、昌都貢獻度相較于五年前穩步上升。

這也有望推動中西部省份形成“雙核驅動”的格局。尤其是瞄準“十五五”，榆林、襄陽、宜昌等省域副中心城市均已喊出全市經濟總量達到萬億級規模的目標，紛紛開啟聲勢浩大的攻堅行動。

倘若如期達成，也將成為中西部省會城市的最強“搭檔”，支撐湖北、陜西等省域形成多極支撐的新格局，優化省域城市體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圖片來源：攝圖網700416461

在宋向清看來，省域副中心與中心的配合尤為重要，副中心要當好“副班長”的角色，需在功能定位、產業分工、創新協同等方面與省會形成互補，避免“虹吸效應”或“同質化競爭”。

比如，湖北大力推進武漢、襄陽、宜昌“金三角”大空間協同發展，推動三市共建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湖北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創新矩陣，共同打造支撐具有全國影響力科技創新高地的“金三角”。

比如，鄭州市發布的《鄭州都市圈深度協同發展攻堅工作方案》明確提出，要重點推動鄭汴洛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建設，引導新能源乘用車在鄭州集中布局，同時強化洛陽零部件配套能力，打造全國新能源整車生產基地。

這樣的創新、產業“組合”也在中西部地區越發常見。在宋向清看來，未來幾年，省域副中心有望成為中西部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一定要根據城市稟賦來制定差異化策略，不能‘一刀切’式地推進，要更多依靠市場化機制去激發內生動力，警惕‘政策依賴癥’。”他說。

記者|淡忠奎

編輯|金冥羽?杜恒峰

校對|許紹航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_70079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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