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可愚    每經編輯｜廖丹    

2021年是“十四五”元年，也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年。在這一年召開的全國兩會，注定有著非凡的意義。

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年份，我們將如何推進新發展格局？形成這一格局、還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堵點”？消費、投資、對外開放，這些深刻影響國內國際兩個循環運行的重要要素，又將迎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近日，在每日經濟新聞和百度財經聯合出品的2021兩會特別系列《代表委員面對面》欄目中，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就上述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魏建國（左）    視覺中國圖  程恩富（右） 圖據社科院官網

物流費用比例偏高是“雙循環”一大堵點

今年的全國兩會將討論“十四五”規劃綱要，而“十四五”將關鍵詞落在了“雙循環”。

循環需要暢通。但目前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哪些比較突出的堵點？在對話中，魏建國指出，從新發展格局的“堵點”來看，有“三大”尚未形成。

首先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沒有完全形成，在不少領域還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重復施工的現象還比較多；現代物流還存在短板，物流基礎設施還沒有達到高效率應用，我國全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重雖然已經通過努力降到13%左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偏高。

此外，第二個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消費主動力還沒有形成。第三則是沒能準確把握“雙循環”高質量發展的節點。這里的節點，指的是每個地方政府，每個行業，每個產業，甚至每個企業。如果沒有把握住節點，就不能形成閉環式的鏈條式循環。

程恩富則指出，從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四個環節，也就是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來看，堵點出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生產領域，一是生產相對過剩，二是生產技術含量還不夠高，一些行業面臨被“卡脖子”的風險；在流通領域，一是流通費用比較高，二是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比較高。

在分配過程和分配環節上，在國際分工中，過去中國在一些核心領域缺少核心技術，因此在國際貿易中沒有獲得高額利潤。

分配還會影響消費。而在消費領域，國內消費的比重還相對比較低，國際消費又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程恩富看來，要克服這些堵點，就需要深化改革、科學發展。

中國今年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設中，切實提升內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不過2020年數據顯示，我國消費市場在疫情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如何在推進“雙循環”格局的過程中，盡快重啟國內消費市場？

對此，魏建國在對話中指出，提振消費市場、在消費上面下功夫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解決各個收入群體、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關心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問題。

二是做好金融配套改革，目前的金融還沒有實現快速流轉，還不適應建設超大規模消費市場的需要，也達不到促進生產環境、以消費來拉動生產的需要。

第三，消費要走向個性化、數字化、便捷化，盡量降低成本，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盡量減少中間環節，讓每個人都能夠通過消費得到滿足。

魏建國也強調，不應因為中國消費市場在后疫情時代還尚未出現“爆發式增長”而看淡中國消費前景。從國際范圍內比較，由于中國已經實現復工復產，美國疫情還比較嚴重，中國有望在今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消費市場的活躍，也能夠彌合地區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并通過雙循環帶動新的全球化。

程恩富則在對話中指出，重啟消費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改善分配有關，如果單純靠高收入人群提升消費，那就會遇到遞減規律的阻礙。從這個角度看，目前政策強調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對于活躍消費非常重要。

具體來看，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也要調控高收入群體收入，可以對資本所得課以輕稅，但不能對勞動收入課以重稅，遺產稅等稅收也可以考慮開征。

同時，要實現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共同發展，通過共同發展彌補分配差距。程恩富總結道，要抓消費，除了要抓消費本身的問題，還要抓分配問題。

擴大有效投資要發揮好政府投資作用

除了消費，投資也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抓手。從當前情況看，“十四五”時期我國應如何更好促進擴大有效投資？

就此，魏建國在對話中分析，我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在投資中應當重視效益和效率。從之前的經驗來看，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家重視的是改革的動力以及投資的效益，但之后，企業家在投資效益方面沒有加以重視，我們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窩蜂”“跟風走”的，比如說在光電、太陽能、芯片等領域，都出現了這種情況，這是信息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目前我們的投資不能再按照這種低水平、低效率、重復式、跟風式的模式運行。這就需要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從過去只管國內市場需求，升級到從全球大視野的角度解決生產要素問題，包括土地、資本、信息、技術、人員等多個方面。不少企業家過去狹窄的觀念需要打破。

魏建國進一步分析，未來，企業家在投資方面還有不少新機遇，比如“一帶一路”倡議，加快構建雙循環，數字經濟、智慧城市、新材料、新工藝、新醫學，甚至服務貿易……這些方面，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關鍵在于企業家本身能否抓住機遇。

而程恩富在對話中則強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貨幣政策、協調的產業政策是擴大有效投資的途徑。從投資主體上看，也要強調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并重、大中小企業并舉。

程恩富著重指出，在擴大有效投資的過程中，需要發揮好政府投資的作用。應該看到，私人投資還是會受到各種限制，各種經濟學理論都指出，如果預期利潤或者說賺取的剩余價值不夠，私人投資就無法推進下去，這是經濟運行的一個規律，所以在這個時候需要政府投資發揮作用。

當然，政府不能胡亂投資，政府投資必須要管理好。但不能因為反對政府亂投資而主張廢除政府投資，這樣一來就無法推動經濟增長。從國際比較看，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率一直在2%左右的水平，就是因為他們政府投資比例不高。

中國將打造全球最佳營商環境

后疫情時代，我國對外開放面臨哪些新機遇？“雙循環”格局背景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應該如何推進？

對此，魏建國分析，20世紀70年代末的特區對外開放，使得中國打開了一扇窗戶，既讓中國了解世界、又讓世界了解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敞開了大門，成為世界的工廠，也被稱為“第二次開放”。

而目前我們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可以說是“第三次開放”，這是全方位、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魏建國指出，后疫情時代，中國的開放將呈現三個方面趨勢：一是以自貿區、自貿港為引領的改革開放會加大力度，中央已經發出了號召，疫情過后，各地會加快速度、加快步伐、加大執行力度。可以預計，今年將是改革開放領域中央出政策、地方加強執行力度的第一年。

二是中國將會邁出打造全球最佳營商環境的重要一步。打造全球最佳營商環境意味著投資者愿意投資，并將其視為投資者的樂土；此外，還要有公平，不僅是權利公平，央企、國企、民企都處在同一起跑線，規則也是公平的，機會也是平等的。

第三個方面，我們要形成一個尊重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和市場體系。

而就中國與全球的合作機會，魏建國就此分析稱，未來，全球都將看中國下一步能不能扛起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的大旗，中國未來要積極在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建設方面有所作為，在雙邊、多邊和區域性的FTA也要有更好的參與。中國也將通過上述措施，來讓更多的國家享受中國改革帶來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