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建 攝

使城市從舊有“增長機器模型”中解放出來，將文化與價值觀視為城市增長新的動力來源——這是場景理論提出者，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特里•克拉克和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副教授丹尼爾•西爾所創造的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模式。

由于適應目前中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場景理論正迎來越來越多中國學界的參與，而更受外界關注的是，已有中國城市將理論研究轉化為城市再造的實際行動。

去年，《金融時報》、美聯社等數十家海外媒體將鏡頭聚焦成都。瞄準最適宜新經濟發展的城市，成都一年內先后發布了“1000個新產品和1000個新場景”。一場全新的城市空間革命由此拉開帷幕——

散落在城市中的地點被賦予了含義，一個個場景成為城市組織經濟發展的基本單元。1000個場景拼出城市未來發展的重點與方向。

這種被成都概括為“場景營城”的理念，將城市與場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場景以地方整體文化風格或美學特征得以識別，也因此，按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吳志明等人的分析，場景的成功通常取決于參與主體政府與當地民眾是否持有相同文化發展理念。

成都提出的“場景營城”理念，轉變政府的城市治理模式，主動擁抱不同場景的多元文化、挖掘個體需求，構建出一種以人為核心的城市新發展格局。

今年初，成都進一步提出，將推進從城市場景向場景城市的全方位躍升。場景理論提出者丹尼爾•西爾曾認為，成都的舉措，事實上已然拓寬了原有場景理論的邊界。

成都正在定義屬于中國城市的“城市場景學”。在城市發展的宏大敘事下，“場景營城”的核心目標正是以“人”為核心推動城市發展方式的轉變，人將成為新產業、新經濟的創新主體。

成都式的“城市場景學”，也是城市在尋求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的一種解題思路。在“十四五”從外延擴張到內涵提升的城鎮化發展思路下，成都率先提筆作答。

城市空間革命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建 攝

去年4月，成都東部新區獲批。外界解讀，這是成都“東進”戰略大棋局落下的重要一子，也是成都優化城市空間布局、重塑產業經濟地理、謀劃城市格局“千年之變”的關鍵一步。

城市格局大開大合下，潛藏在另一個維度的空間革命亦在悄然推進。

今年1月，成都舉行“東進”工作推進會暨片區綜合開發工作專題會，東部新區的10個綜合開發片區首次集體亮相。根據現場披露的規劃，10個片區空間邊界清晰、主導產業明確、基礎功能完善，且成為新區發展的基本單元。

這改變了傳統“點狀擴散、圈層發展”的城市發展方式。

片區綜合開發模式下，東部新區沒有明確的中心。每一個片區相對離散，又有機統一。總體格局上，這符合美國社會學家芒福德所提出的“多核心城市”——它的一個優勢在于，能夠避免“攤大餅”模式可能帶來的城市病。

但隱憂同樣存在：多中心意味著資源分散，本就白紙作圖的東部新區如何構建起新的發展動能，以免淪為空城？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副主任吳軍指出，后工業城市的發展動力，除工業城市所需的傳統生產要素外，還包括人力資本因素和城市舒適物。城市舒適物與場景相關，而知識型的高級人力資本往往更在意是否有符合其個性化需求、宜業宜居的場景。

換句話說，場景充當“人”與“地”之間的“粘合劑”，能構建起城市發展的內生動能。

對于東部新區而言，就是在“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的片區綜合開發模式下，各片區聚焦特定產業人群的差異化需求，提供精準的公共配套服務，打造新型城市社區與產業功能區合一的產城融合場景，并吸引特定新經濟產業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本。

一種觀點認為，空間的重塑帶來了場景的回歸。在批判理論中，工業城市時代作為生產要素的空間資源和被物化的人力資源之間的關系，在后工業城市時代被再次反轉，人的主動性和個人權利被予以重視，人力資源的地位開始上升。相應的，需要在此條件下重新定義空間。

作為一種再定義的地點，場景與人緊密相關。中國浦東干部教育學院教授焦永利等人研究發現，“場景”是集合價值導向、文化風格、美學特征和行為符號的城市空間，是城市中多樣舒適物、消費活動、人群的組合，它賦予一個地方包括生產、生活、生態、體驗和價值情感等不同意義。

自成都提出打造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以來，人已經被擺在城市與產業發展的前列。場景理論填補了人到城市、產業之間的斷層，使“人、城、產”成為一條暢通的發展軌跡——

人需求的改變必然帶來空間需求的改變，相應的，人與空間之間需要建立新的關系。場景為每一寸空間賦能，背后是一種城市精細規劃、精明增長的發展模式。

另一個更具全局性的空間革命來自成都打造的66個產業功能區。

事實上，2017年成都首次提出產業功能區理念時，就將“實現小尺度空間的區域性產城融合”作為目標，突出人在產業發展中的地位。按現在的眼光，當時的成都已開始探索推動經濟區和行政區的適度分離，以人本城市的理念重塑產業經濟地理。

在產業功能區的發展中，場景打造的需求更為明確。去年3月，成都提出將劃定66個產業功能區核心區，以1平方公里范圍起步，圍繞建設產業功能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推動重要生產場景、生活場景、生態場景的集中融合呈現。

定義“場景力”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建 攝

芒福德曾指出，最好的城市模式是關心人、陶冶人，密切注意人在社會和精神兩個方面的需要。他也認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

也就是說，城市不僅聚集人、服務人，還通過場所的力量，激發人的活力。從某種程度上，這主要是一種來自場景的力量。

今年春節期間，經過“場景化”改造的成都一環路“市井生活圈”大放異彩。這條全長19.38公里、深入左右1至2個街區的環形區域被劃分為28個示范片區，28種生活方式對應了28種就地過年“姿勢”——

在音樂坊，街道變身露天舞臺，樂隊、街頭藝人在春節上演一場視聽盛宴；而愛情街的畫展、攝影展，則讓煙火氣中也透露出濃濃的文藝氣息。

場景讓人與地實現有效匹配，消費潛力也由此被充分釋放。數據顯示，在嚴格落實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成都拿下春節旅游數據“雙第一”：成都接待總人數達1447.6萬人次，旅游總收入127.6億元，均位列全國第一。

場景為何有此能量？

特里•克拉克研究發現，文化娛樂等消費因素在決定一個城市和社區的增長中愈加起到更為關鍵的作用。在物質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人對文化藝術消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創新文化已經構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在此過程中，城市或是城市社區則變成了一個文化增長機器。

而在新經濟以新技術應用推動供給結構優化的同時，新場景生成所激發的需求潛力，還能進一步推動產業分工重構、動能更新再造。

認識到這一點，成都對場景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梳理。成都新經濟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宇曾指出，總的來說，成都場景營城依據“城市級、產業級、企業級”三個互不割裂的層次展開。

在城市層面，場景是新時代城市轉型與社區治理的實踐空間，在產業層面，場景是推動新經濟活動爆發的生態載體，在企業層面，場景是推動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規模化的應用平臺。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建 攝

更具體地說，經過三年多的打造，成都已形成“文創+”“旅游+”“體育+”“美食+”“音樂+”“會展+”六大場景體系。

在更細分的層次下，這進一步包括山水生態公園場景、天府綠道公園場景、鄉村田園公園場景、城市街區公園場景、天府人文公園場景和產業社區公園場景“六大公園場景”；

社區發展治理中的服務、文化、生態、空間、產業、共治、智慧“七大社區場景”；

地標商圈潮購場景、特色街區雅集場景、熊貓野趣度假場景、公園生態游憩場景、體育健康脈動場景、文藝風尚品鑒場景、社區鄰里生活場景和未來時光沉浸場景“八大消費場景”……

不同場景的交匯疊加，還將構建一種多元化的力量。

去年9月，成都永安湖城市森林公園開園。其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森林公園周邊既有先導、康諾亞等生物醫藥企業，又有承載居住功能的片區。

在設計者的構想中，森林公園將提供一種生產和生活重疊的場景——在沿河步道上，既有享受閑暇的市民，又有尋找靈感的創業者，不同背景的人將能碰撞出更多創新可能。

美國城市學者簡•雅各布斯曾總結城市活力四要素，首要便是讓盡可能多的區域有超過一個主要功能，同時要保證街道、建筑物和人群的多樣性。城市越多元化，越能產生長久的發展潛能。

跨越工業時代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建 攝

眼下，中國城市正處在工業時代和后工業時代的分水嶺。

從三次產業結構上看，第三產業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在2015年就已超過50%，這也被認為是中國進入后工業時代的標尺。去年，該比例進一步提升至54.5%。但從消費上看，最終消費占比為53.4%，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后工業化時代的特征之一是，文化消費因素相較于生產因素上升至城市發展的重要位置，并帶來城市發展動力的轉變：文化消費因素通過與生產因素互動，帶來城市新的增長。

但以人的需求為指向的消費，并不總與生產相協調。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忠曾指出，現代性已經從追求無限的生產，走向追求無限的生活。

“對無限生活的追求，不僅沒有約束無序的破壞性的生產，反而成為生產無限擴大的動力與原因。無限的生活拉動無限的生產，無限的生產助推無限的生活，構成生產與生活的惡性循環。”

但他也認同，從生產轉向生活是一種進步。對于所有期望發展的城市，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能否讓生產和生活之間達到某種協調，讓生活同樣推進生產？

從場所的角度來考慮，場景是一種解題思路。在成都的探索中，場景能多維度、多元素的耦合疊加，尋求超越工業時代“單向度的人”困境，而其產生的“場景力”，亦能激發出城市發展的內生動能。

對于成都而言，這更是基于城市優勢的再發展。

回顧歷史，生活文化一直是成都這座城市的根與魂。從休閑之都到生活城市，再到如今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宜居特色貫穿城市發展始終。2019年，成都常住人口凈增長達到約25萬，成都要保持持久的活力，也需要從人才吸引力的優勢本底出發進行謀劃。

今年初，面對“十四五”開局，成都系統謀劃“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它覆蓋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競爭力、公共服務、通勤效率、營商環境等市民和企業最關心的十大領域，目的在于推動城市功能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

但在成都的規劃中，“十大工程”不僅是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和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更是更高水平的消費產品的創造和更高水準的消費場景的構筑。

細看“十大工程”，大量消費升級的新場景涵蓋其中。

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學、通勤生活、智慧化個性生活等具體場景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成都還將定期發布幸福美好生活應用場景和機會清單，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十大工程”投建管運。通過政府主導、市場主體，運用商業化邏輯，調動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

成都還希望借此謀劃一個提升結構的重大轉折，通過系統謀劃，加強與國際優秀企業的合作，引入更多的消費業態，更多的新興產品，就近生產、就地供給，成為全國乃至國際上的消費中心。

成都已步入機遇期。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設要求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被賦予“打造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的任務。成都需要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支撐起大格局下戰略縱深的角色。

“場景城市”則是成都提前謀劃城市下一輪發展的另一個面向。外界解讀，成都將構建的以場景為導向的城市戰略，更加注重多元化思維、多部門聯動，全方位統籌經濟社會生態文化耦合發展，激發內生動力、孕育文化活力、培育新經濟動能、創造美好生活。

當前中國城市發展進入新的轉折點，成都的這一步，正是中國城市的時代之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