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趙云    

假期即將過半，你都打卡了哪些景點？

節前一周，城叔連著參加了幾場高端論壇，探討的核心話題包括：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民工市民化；疫情之后工業經濟的恢復；城市群與都市圈建設，中心城市能級提升等等，都是當前中國城市發展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趁著這個加長假期，我們將其中四位重量級專家學者的演講整理歸納，以假期特輯的方式，分享一些干貨給大家。

從左到右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全國政協常委、中鋁集團原董事長、成都市原市長葛紅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圖片來源：論壇主辦方及學校官網

本期人物——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作為一名長期研究土地制度與發展、城鄉互動方面的學者，下一輪城鎮化進程，農業發展的出路何在？他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全文字數：5100字? 閱讀時間：8分鐘

新版《土地管理法》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最大亮點在于取消了多年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二元體制，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掃除了制度性障礙。

可以說，城鄉融合翻開嶄新一頁，“三農”問題有望在“十四五”時期迎來更大突破。

眾所周知，“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基于對傳統中國的基層近距離觀察后提煉出的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概念。而2010年代前后，隨著80后、90后成為勞動力遷移主力軍，“農二代”們離土、出村、不返農，促使城鄉關系發生革命性躍遷。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總結，目前中國的基本格局已經處于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的過程中，農民與土地、鄉村的黏度在下降，中國不能只有城市化，還要有鄉村，二者一定要融合性發展。

事實上，近年來，我們在各大論壇上總能聽到專家學者對“三農”問題的思考和呼吁，能不能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兜底”，相應地把土地“解放”出來，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鼓勵農民工進城落戶，是不是也要允許城里人下鄉？現有制度安排，是否真的能匹配“農二代”的經濟社會行為變化？

試想一下，在市場要素的流動過程中，如果一個農村只能依靠非農產業振興，依附于城市的旅游業才能夠實現振興，難免會蒙上“悲慘色彩”。

我們講“四化同步”，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但對于農業現代化的關注，關于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舉措，還遠遠不夠。

我們需要反思，為什么沒有家長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去當農民，而為什么有學者會哭著喊著問“能去湄潭當農民嗎”？為什么城市可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

新發展格局需要新城鄉關系，其前提在于能否正確認識農業及其面臨的發展難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官網

■ 人物名片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副部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土地制度與發展、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城鄉互動。

以下是劉守英日前在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0”上的發言，題目是《農業工業化與農業產業革命》：

我今天談的主題，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談論農業問題的理由，一個是“十四五”期間我們只談城市空間的事可能是不夠的，因為“十四五”期間城鄉之間的關系，我們一定要從城市延伸到關注鄉村問題；第二個，中國下一輪的城鎮化進程，從上一輪的經驗來講，如果農業沒有找到出路，城市問題又要回到農村。今天想談的主題就是在整個下一輪城鄉融合的階段農業發展的出路。

首先，整個上一輪城市化進程非常之快，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階段，但是在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向城市過程中，整個中國的農業出現重大的反常現象。

第一個，從國際一般經驗來講，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的兩個份額應該是同時下降的。大家看荷蘭、丹麥、以色列和日本，這些都是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業非常強的國家，也是出現了兩個方面的同時下降，就是農業占GDP的份額和農業占就業的份額，同時下降。另外就是老牌的法國、德國、美國和加拿大，都是同時下降，這兩個份額同時下降。

這兩個同時下降，實際上我們在討論城市化問題的時候重視是不夠的。所以這里面出現中國的兩個反常，第一個反常是這兩個份額不一致，農業占GDP的份額和國際趨同，現在差不多6%左右。但是我們的就業份額還占到將近30%，而且這30%里面還有來來回回要跑的。

第二個反常現象，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視，在整個農業的兩個份額下降的同時，國際的一般規律是農業的回報率是提高的，但是中國出現的問題在哪里？

大家看，中國的這一條線，我們在整個的兩個份額不一致的情況下，中國的農業回報率非常之低。這帶來的結果就是誰還愿意搞農業呢？這是我們最快速的城市化階段出現的第二個反常，就是整個中國主要的農產品的農業利潤率是下降的。

第三個反常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最底下那個“睡覺”的就是我們。所有國家，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要提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意味著農業跟其他產業之間的競爭力是等同的。這是我講的反常。

所以這個反常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呢？就是整個中國農業陷入一種困局，這種困局主要的表現，第一就是單一的農業。

我以前在從事農業發展研究的時候，印象非常深，我們改革發展之初一直強調怎么樣多種經營、怎么樣提高農業的復雜程度，但是整個中國的農業做到現在實際上是越來越單一。

2003年以來中國的糧食作物不斷上升，包括谷物、豆類和薯類

單一化農業也沒有什么問題，就是把一種作物做到很強，比如把大豆或者玉米做得很強，是可以的，但是單一農業的背后，如果只是單一的話，這個農業怎么可能有回報率？所以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農產品的復雜度低，是我們非常要命的事。

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從2000年的0.931:1提高到了2017年的2.28:1；而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約為4:1。

我國果蔬、肉類、水產品的冷鏈流通率僅為5%、15%和23%，糧食、水果和輸出的產后損失率分別高達7%~11%、15%~20%和20%~25%；發達國家農產品保鮮規模達到70%~90%，日本的糧食和果蔬收后損失率低于1%和5%。

目前我國農產品二次以上深加工率僅有20%左右，發達國家精深加工達到90%以上。

到我們的農村去，跟日本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樣一個農產品，比如說香蕉就是香蕉，但是日本一個香蕉可能會造出幾十種產品出來。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把中國的農產品做得非常的單一，沒關系，但是單一你要強，強的非常重要的標志就是提高農產品的復雜度，包括加工業產值的占比，農業的深加工。

第三個就是產業的融合層次非常低，結果就是導致整個鄉村的功能和價值被窄化。現在一定要糾正一個錯誤的概念，“中國的農業就是搞糧食、就是搞吃飯”，不是這樣，大家去看費老的書，歷史上整個中國的鄉村實際上是一個小康生活，主要表現在它是靠農工和農副互補，就是農業解決吃飯的問題，副業解決生活。所以只要沒有外面的沖擊，農工和農副互補，日子就過得下去。大家看這幾年我們搞鄉村旅游，現在的結果是越搞越低了。

第四點就是農產品的成本持續上升。原來我們講農產品成本，一直是講物質和服務的費用高，現在又加了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這個根源在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整個中國的農業在要素組合和升級上碰到了困難。

所以整個改革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在謀求農業的現代化，但是謀求農業現代化方式，我現在反思，因為我做了28年的政策研究后來到了大學，28年我們做了什么？當時做了什么？基本上就是這個不行來那個。

比如說土地制度改革，改得差不多了，最后覺得沒有什么改的，再就說經營模式，把規模擴大，當勞動力數量下降的時候，強調新農民、職業農民，我經常開玩笑說“你怎么不讓你的孩子當農民？”數量下降、提高質量，再有就是后來人走了以后強調資本，機械化，強調提高單產的技術，基本上是單一要素的單兵突進。

單兵突進帶來的結果就是整個農業的要素不匹配，不匹配的主要結果就是我們所有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所有要素的利用不經濟，中國的農業不是人懶、也不是投入不夠，是不經濟，整個要素不匹配帶來的不經濟。

一個是勞動力利用不節約帶來勞動成本上升。到農村去看，還有很多結構性問題，大量的老年勞動力在家里是閑置的，這就是說整個勞動力利用不節約導致勞動成本上升。

第二就是土地利用不集約帶來土地成本的上升。很多人說是規模不夠、土地流轉不夠，但是我們現在土地流轉率已經達到36.98%了，全世界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像中國如此活躍的土地租賃市場，但是流轉以后整個土地不集約，所以最后土地成本上升。

第三個，整個中國歷史以來的農業，一直在提高土地單產，但是新中國以來，為解決工業化的食品需求和糧食安全，不斷地進行現代投入，比如說使用化肥，這些都是使用過量的。第四個就是我們的機械利用不合理。

所有這些問題來源于哪？來源于我們的要素沒有組合，要素之間不匹配，帶來所有的要素成本都上升，這樣農業怎么可能有競爭力？

所以我要講，下一步中國農業的發展，或者農業產業革命的過程，實際上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實現要素的組合，第二，推動要素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的變革，第三，最終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業的回報率。

首先，要素組合的本質是什么？實際上就是工業化的過程。

現在有一種非常錯誤的傾向，就是把工業化當成是制造業的工業化，當成在城市的工業化，原因在于我們把工業化當成一個技術過程，但實質上來講，工業化就是一個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過程。這是誰提出來的？這是張培剛先生1947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寫的農業工業革命。

但到現在為止，全球在討論的時候都忽略掉了，都只想著我要工業化、我要城市化，忽略了工業化的過程就是要素組合的過程，產業升級實際上就是這種組合方式的變化，如果我們按照這個定義，農業也可以工業化，農業工業化就是農業要素組合的過程，組合方式的變化和升級的過程，包括人口、資源、制度、技術等。

第二點，一個地方的農業出問題是因為它被鎖定了，要素之間處于低水平的均衡狀態，打破這種均衡靠什么？

要有一種力量推動，這些要素本身不足以推動整個要素組合的變化，就是原有的組合被鎖定了，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點要打破這種均衡，中國農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里，要打破它就需要有制度變革。這種變革實際上是撬動農業的要素組合升級，促進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這些要素的組合提高配置的效率。

所以我們講，農業的轉型和現代化實際上要依賴各種要素的組合和匹配，這種要素組合的匹配就帶來要素結構變化和要素成本收益結構變化，來促進要素匹配度提高和農業要素組合升級，那農業生產的績效就解決了。

第三點，如果中國在“十四五”期間的農業不能提高回報率，還是沒有用。如果農業的回報率不解決，農業的產業就沒有希望，整個的鄉村振興就沒有希望。

所以農業回報率的提高核心是什么？提高農業的規模報酬，提高農業規模報酬本質是什么？就是提高農業要素匹配度，降低前面講的單要素推進帶來的成本提升，這里面就包括服務的規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最后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貧困地區的例子。所有的貧困地區都希望搞園區工業化，模仿東部地區，結果是什么呢？“死”得非常慘，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不適合用制造業的工業化和園區工業化來解決問題。

1988年我們在湄潭（注：屬貴州遵義，2018年退出貧困縣）做試驗，一個貧困地區要推動農業工業化，它需要持續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不是說一個制度放在那里就行了。

我們的試驗是萬畝全部做茶，在茶面積擴大的同時，湄潭的農民不是都外出打工了，而是增加了大量的茶農，一部分年輕人出去，還有很多人在底下做茶農，同時在鄉村還出現了新的組織和企業，合作社、茶產業的加工廠等，這些不是在哪個園區發生，就是在鄉村地區發生的。

另外就是它的機械和創新，這些東西都有大的發展。還有鄉村地區的市場，品牌專賣店、茶館，所謂一二三產業融合，這些東西才有。

所以結果大家看，這么貧窮的地方，有一個不斷強大起來的農業，不斷富起來的農民，和越來越美麗的鄉村。現在一個縣把一個產業做到100個億，而且主要來自于茶產業的收入，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城鄉收入比，在全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湄潭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1988年去的時候湄潭還是一片荒地，這里面發生了什么呢？在我看來就是發生了要素組合的變化和要素組合不斷升級的過程，也就是農業工業化的過程。

另外一個例子，城市邊上也一樣可以發生農業工業化的過程。這是我們在上海松江做的家庭農場，原來的土地都是在一家一戶，但是這里97%的人都出去了，最后你怎樣將原來的土地進行合約，集中到少數的種地者？實際上就是通過合約形成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也是一樣的要素組合和升級，比如家庭農場為主體的規模化經營，先是150畝，現在200畝、300畝。另外就是勞動力的集約和專業化，現在它（松江）每畝的投入和其他地方相比大大下降，還有機械的投入也更加合理，現在很多的地方機械投入是過量的，原因是其他要素不匹配，而單項的進行機械補貼的結果是投入不經濟。

松江家庭農場10年對比

大家看農業績效的提高，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農戶收入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秘訣一樣，無論你是在貧困地區還是發達地區，一定要有一場要素組合和升級的農業工業化過程，這樣整個農業的產業才能有一場革命性變化，要不然農業就被鎖定在那，結果是拖整個國民經濟和現代化的后腿。

最后三點思考：第一，如果沒有強大的農業，中國的城市化就會有后顧之憂，有強大的農業，才沒有后顧之憂；

第二，整個“十四五”期間一定要改變思維，整個的中國農業理念如果不做重大的改變，“十四五”期間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四化”同步還會更不同步。

這里面重大的理念變化就是農業工業化的過程，農業要素的組合和升級，一定要在“十四五”期間解決整個農業回報率的上升問題。現在湄潭一個農戶每畝的土地收入可以達到5萬塊錢，我跟他們提了一個倍增，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間做到10萬？這是可以的。

第三個，制度變革是推動農業產業革命的力量，一定要有制度變革打破現在低水平的、要素不匹配的被鎖定的狀態。

（城市進化論據現場演講整理，有刪減，未經本人核定）

編輯|趙云 王嘉琦

校對|盧祥勇

本文來自我的小伙伴城市進化論（id:urban_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