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彪    每經編輯｜陳旭 易啟江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您最關心什么問題？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時脫口而出：就業！

許善達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老百姓要是沒有就業，沒有收入，這是傷筋動骨的事”。

許善達認為，提高就業率，減稅降費就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減稅降費會導致財政收入下降，那么，如果財政收入吃緊，影響社保等民生領域支出怎么化解？中國減稅降費的空間還有多大？哪些行業和領域迫切需要繼續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對這一系列問題，許善達都有自己的深度見解。

推動宅地等資源進入市場

NBD：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您最關心的是什么話題呢？

許善達：疫情帶來的矛盾主要還是復工復產，老百姓就業，小微企業生存等問題。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中小企業的發展關系到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沒有收入，消費上不去，內需也將受阻。相對而言，大企業的發展壓力要小很多，因為大企業有能力去參與一些大項目的建設，比如新基建、高鐵、城市軌道交通等項目，能夠較好地解決企業發展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今年全國兩會最緊迫的事，就是怎么讓普通老百姓能夠渡過疫情，能夠實現平穩就業。要解決當前的就業問題，需要調集相關資源，而基層往往缺乏資源，資源必須從全國的各個層面來籌集。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老百姓要是沒有就業，沒有收入，這將是傷筋動骨的事。

在企業減負方面，減稅降費已經減輕了企業很多負擔，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是，對就業的推動力度還不夠，還需要加大力度。可以考慮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減稅時間是不是還可以延長，有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增加財政補貼等。

NBD：在推動經濟發展上，還有哪些潛力資源呢？

許善達：現在還有很多沒有完全進入市場的資源，包括土地特別是農村的宅基地等，尚未很好地進入市場。現在應該考慮把這部分資源動員出來，讓其進入市場。一旦把這部分有價值的資源動員起來，經濟的增長就不僅是原來資源本身推動增長，而是有新的資源注入后帶來的增長，這是我們國家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戰略。

最近國家出臺文件，提到了關于宅基地的三權分置等問題，原來只是農村集體土地提到三權，這次宅基地也提到三權，目的就是在發展過程中，要挖掘出一部分還沒有進入市場的資源。

判斷稅負高低要考慮國情

NBD：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推進減稅降費工作，如何來判斷企業稅負是輕還是重呢？

許善達：黨的十八大之后的最初兩三年，中央出臺的多份文件中提到宏觀稅負時，所用的表述基本都是“穩定宏觀稅負”。對此，專家們意見不一，當時爭論得也比較激烈。

宏觀稅負到底是高還是低？有學者提出，按照世界銀行統計數據，中國宏觀稅負水平比其他國家低，應該提高。也有學者提出，中央當時認為宏觀稅負水平是合適的，所以提出穩定，既不要降低也不要提高。

我的理解不是這樣，我認為當時說穩定，是要留時間來思考。實際上，上海2012年開始試點營改增，營改增（目的）就是減稅；包括2008年企業所得稅外資和內資合并，2009年全國購進機器設備稅款允許抵扣，這都是減稅措施。

上海營改增試點還不到半年，就有很多地方打報告，也要求推行營改增。積極推動營改增最典型就是蘇州市。

原來蘇州的廣告企業要交營業稅，蘇州的公司如果找當地廣告公司做業務，開營業稅發票不能抵扣，但找上海的廣告公司做業務可以開增值稅發票，發票能抵扣，可以減輕企業的稅負。所以蘇州很多公司把廣告業務轉移到上海，上海市收了稅，抵扣發票卻到蘇州去做抵扣，結果蘇州的廣告公司業務減少，營業稅減少。

隨后，營改增在全國試點并馬上推開，從稅負上都降低了，從一開始在幾個行業試點，到2016年擴大到所有行業。雖然營改增剛開始試點的時候，中央仍然強調是穩定宏觀稅負，但這實質上已經是降低稅負的一個措施。

很多專家拿中國的所謂宏觀稅負統計數據跟外國的統計表去比，拿中國的口徑跟其他國家和地區比較，這個方法我認為不對。比如，北歐一些國家的宏觀稅負達到50%多，但這些國家都是高福利國家，政府的支出結構與我們完全不一樣，二者對比肯定不科學。

我覺得有4個因素可以用來判斷宏觀稅負的高低：國家安全、居民福利、行政管理、經濟競爭力。現在，經濟競爭力的因素在整個判斷宏觀稅負里的作用要比過去大得多。

將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

NBD：減稅降費短期內會帶來財政壓力，會不會增大政府在社保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支付壓力？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體制會發生什么變化？

許善達：1998年我國推動社保制度改革的時候，受制于當時的財政壓力，沒有施行全國統籌，而是分省統籌，有些地方還分市縣統籌。這個體制一直持續到現在。要破解社保資金不足的問題，現在定了幾條渠道，比如劃撥國有資本。單靠征收社保費來解決社保的支付問題，恐怕是解決不了的。

現在領社保的人當中，因為歷史原因，很多人在職的時候，其企業和個人都沒有交社保，那部分錢當時變成了國有資本，因此這一部分錢需要由國有資本來補償一部分。不管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劃的錢全部放在一個池子里面，這就涉及中央、地方的關系調整問題，現在10%的劃撥要集中放在一個池子里面。

當前既要充實社保資金，也要降低繳費率。我們現在的社保繳費率還是比國外高，所以要劃撥國有資本，把繳費率降下來，最后還要施行全國統籌。

全國統籌就意味著支出責任轉移到中央，地方減輕了支出壓力，這是中央、地方關系的一個重大調整，是由降社保費率引起的，是中央、地方收入調整非常重要的領域。

在稅收收入方面，原來央地增值稅按75%、25%的比例來分配，營業稅都歸地方，現在營業稅并在里頭，變成五五分成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當時中央定的是這個辦法搞2~3年，后來看2~3年不夠，決定延長。但是，增值稅五五分成也不是目標。

如今有新的規劃，要把消費稅征收往零售環節挪，現在消費稅是在生產環節、批發環節征收，比如汽車廠交消費稅，買車的人不用交消費稅，以后把稅挪到零售環節，降低了生產廠商的融資成本，而且收稅的范圍也發生改變，原來是誰生產汽車誰交稅，現在是誰賣汽車誰交稅。

由此一來，整個稅收收入結構會出現大的變化。改革之后，把消費稅劃歸地方，每年大概有1萬多億元，這樣相當于彌補了原來歸地方所有的營業稅的損失，大約也是1萬多億元。這樣的話，增值稅還應考慮恢復由中央拿比較高的份額，但前提是消費稅要給地方。

我覺得稅收的結構一變，財政支出的結構一變，整個中央與地方新的財稅體制就形成了。

發國債退還全部留抵稅款

NBD：您覺得財稅體制的調整需要多長時間？繼續減稅降費還有多大空間？

許善達：我認為在未來幾年之內應該能完成調整。

當前的全球化出現很多新情況，我們要想維持經濟增長，就得考慮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現在，我們要跟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競爭，從這一點來說，當前我國稅收制度的競爭力仍然不足，所以減稅降費還要繼續。

這里還涉及兩個方面：一種措施叫減稅，就是稅減了就不要了；還有一種措施是推遲收稅時間。推遲收稅時間，只是暫時不用上繳政府，以后還需要繳納。比如：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增值稅留抵稅額退稅，留抵稅額已經有二十幾年的存量，2018年到2019年，兩年都是用當年的一般預算收入來退一部分，但這個力度仍不夠，不但存量退不了，連增量都退不完，也就是當年還在增長。

但是這一條對高科技、重資產企業影響很大。高科技、重資產企業一般科技技術含量高，建設周期長，一般都得3~5年。有的企業計算，從開始建設到最后把留抵稅額都能夠對沖掉，前后大約需要10年，在這10年間，企業就得承擔這部分融資壓力，提高資產負債率，增加融資成本。

為此我們提了一個報告，用特種國債或者專項國債，通過發國債全部退還留抵稅款，國債利息由國家承擔，具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擔。

我們計算過，如果由政府承擔這部分費用，也就是百億數量級的利息，但企業承擔這個利息則要上千億元，這相當于從整個國民經濟中能節約好幾百億元的成本，這就使企業負擔減輕了，特別是高科技重資產企業的負擔就輕得多了。

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用發國債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是用一般預算退稅，這一難題恐怕很難解決。

此外，在減稅降費方面，除了留抵退稅，還有研發投入，一些發達國家稅前抵扣達到200%~300%，我們原來大約是150%，后來增加到175%，但仍比發達國家低得多。

研發投入是科技創新的重要途徑。發達國家原本研發投入就比較多，如果我們的科技企業在這一塊比發達國家的企業稅負更重，那么企業的競爭力就難以保證，就不利于創新。要克服這一難題，也要從減稅降費方面下手。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