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周程程    每經編輯｜陳星    

5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報告提出，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堅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和救治體系是兩會期間備受熱議的話題。

長期關注公共衛生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多年來持續呼吁政府職能部門重視公共衛生安全設施和保障制度建設，建議加大資金項目投入。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上海公衛中心”），是一家承擔著上海各類重大傳染病預防治療職能的三甲醫院，集中收治了上海所有確診新冠肺炎的成人患者，被認為是上海市政府在2003年SARS結束后的一個極富遠見的大手筆，讓上海的醫療救治工作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始終沒有亂過陣腳。

作為上海公衛中心的負責人，朱同玉在此次抗疫過程中深刻明白，建設公共衛生應急中心重要性的同時，更要警惕目前我國公共衛生體系暴露出的短板。

他堅定地表示：“強健的公衛體系，應該是永久的安全堡壘，而不是因為某種疾病出現臨時建設的‘板房’。”

兩會期間，朱同玉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 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財政對公衛應急體系的投入不足。公衛體系的投入并不是財政負擔，實際上是在構建科學中心、創新中心與人才培養中心，從而起到公共衛生安全堡壘的作用。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財政對公衛應急體系投入不足

NBD：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存在哪些問題與不足？

朱同玉：現有公共衛生應急能力尚不能完全適應全球化公共衛生風險的挑戰，尤其是在患者容納量、人員儲備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仍難以充分應對突發大規模公共衛生事件。

著眼全國，各地公衛系統水平能力參差不齊。救治的體系、戰略儲備物質是不足的。同時，應急的救治床位也不足。

我國傳染病醫院在事業單位改革中，大多依賴財政撥款和事業單位編制，但這種撥款和人員編制并不充分。財政對公衛應急體系的投入不足，傳染病醫院的發展也受到一定制約。資金的壓力，讓傳染病醫院相應的人才待遇、職業發展前景也受到限制，存在人才流失嚴重的問題。

NBD：公共衛生應急需要下，北京小湯山醫院再次啟用。上海公衛中心也被稱為上海版的小湯山醫院，但由于一直在運營，似乎與北京小湯山醫院有一些區別，您如何看待這其中的不同？

朱同玉：兩者都在抗擊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公衛中心的建設應該說是比較超前，且有長遠打算，是永久性的，與北京小湯山醫院發生了疫情才啟動有所不同。此外，此次同樣發揮重要作用的方艙醫院，在修建過程中也和上海公衛中心有視頻和交流，詳細到解決水電供暖、衛生等方面的隱患。

上海公衛中心面對疫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例如中心有300多張負壓床位一直準備著，并且吸取此前抗擊SARS的經驗，日常就有1萬套防護服的儲備，應對疫情的時候才顯得從容不迫。

建議建立國家應急醫學和戰略儲備中心

NBD：您近期指出，一個強健的公衛體系，應該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壘，而不是因為某種疾病出現臨時建設的“板房”。在您看來，在尚未有疾病時鞏固這座安全堡壘有何重要作用？

朱同玉：是的，必須破除“財神”跟著“瘟神”走這種固有的觀念，而應該是“財神”跟著預防走。另一方面，其實公衛防疫體系的投入也是有產出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投資行為。

例如，2003年，上海開始建造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實際上這為上海培養了科學研究、臨床救治的一大批專業人才，也創造了很多臨床科研成果，在此次疫情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所以公衛體系的投入并不是單純的財政負擔。公衛中心實際上是科學中心、創新中心、人才培養中心，從而起到公共衛生安全堡壘的作用。

NBD：具體該如何筑牢這永久的安全堡壘？

朱同玉：近些年來，全球頻拉疫情警報，每3~5年全球范圍內就有疫情發生，提醒中國應該未雨綢繆。

在我看來，我國應該在大、中城市布局10個左右國家應急醫學和戰略儲備中心，每家機構可設置5000張床位，平時可以有1500張床位日常運行，保持醫院的正常運轉和醫療隊伍的穩定。而另外3500張床位可作為戰略儲備，比如說地下空間平時作為車位，在疫情來臨時隨時可以變成床位。在布局好管道、各種氣體、必要設備的基礎上，實現平戰結合。

這就可以避免倉促建設中存在的隱患。如果上海公衛中心能夠有5000張床位，那將為上海贏得至少兩周的時間，從而從容不迫的應對疫情。

這樣大體量的公共衛生應急中心，平時可以是一個綜合醫院，也是人才儲備中心、科學研究中心、創新中心，更是一個非常好的底線。當然，疫情的控制依賴于全民防控、聯防聯控等機制，但同時也要有一個醫療救治的底線力量作為保障。

在鞏固公衛系統安全堡壘上，我認為，首先要有超強的機動能力，能夠迅速騰空床位。譬如上海公衛中心就布局了臨床研究床位，發生情況時可以迅速騰空床位。

二是要有超強的綜合能力。此次突襲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使用ECMO、透析，甚至要用人工肝、呼吸機等，而這些技術上海公衛中心全都具備，大規模的疫情暴發是需要全市力量的支撐，但在一定規模范圍內，在第一波疫情來襲時，我們就應具備應急和解決疑難雜癥的基本能力。

三是需要有超強的科研能力，要能夠迅速破解病原體，提高病原體研究能力。同時還擁有技術儲備能力，能夠轉化成為生產力。

呼吁提升公衛系統科研投入

NBD：您剛才談到，可以將公共衛生應急中心平時定位成綜合醫院。那么沒有疫情時，如此大體量的公衛中心該如何盤活使用？

朱同玉：以上海為例，上海公衛中心有非常強大的科研團隊，在今年的1~4月份已經實現技術轉化合同金額3億多元，到位經費超過了7000萬元，所以它是一個科學中心，培養了一大批的科研人才。并且，還是一個臨床研究中心，上海公衛中心的一期臨床試驗研究數量在去年、前年都是全國排名第一。

上海公衛中心是一個綜合性醫療機構，有40多個臨床學科，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傳染病合作中心，為全球進行人才培養。所以并不是像一些臨時建立的防疫醫院，疫情來了發揮重要作用，沒有疫情了就面臨拆除，既往投入無法發揮作用。

上海公衛中心集科研、人才、醫療資源投資于一身，能夠起到長遠效果。此次疫情中，全市96%的新冠肺炎病人都在上海公衛中心收治，有少數兒童病人在兒科醫院。這種情況下，能給其他三甲醫院充分的空間繼續日常醫療救治，減少對患者的影響。

NBD：如您上述所言，在公衛體系的建設上，“錢”是一大難題。在您看來，今后這一現象是否能夠得到改觀？又該如何把錢用到“刀刃”上？

朱同玉：我相信疫情后，資金投入會逐步向“‘財神’跟著預防走”轉變，公共衛生體系在財政投入上應該會獲得更大的支撐。

另一方面，對于包括上海公衛中心這樣的醫院而言，過去傳染病醫院的考核機制采用的是跟綜合性醫院相同的機制，若單純靠治療傳染病，不足以支撐一個醫院的生存和發展。所以建議傳染病醫院在建院方向上，有更加清晰的定位與職能。

傳染病醫院的發展有兩條路，要么綜合化成為綜合醫院，要么成為綜合醫院的一部分。上海公衛中心走的是綜合醫院的道路。上海公衛中心有40個臨床學科，所以我一直說它是綜合性醫院中的專科醫院，優勢專科醫院中的綜合性醫院。當有了清晰定位后，醫院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就能獲得解決。

近些年，上海市不斷加大對上海公衛中心的投入，資金困難的情況也有了明顯緩解，人才留住力度也明顯提升。當然，還需要進一步加大人才薪酬待遇的投入，建議建立與綜合醫院薪酬聯動機制。建議進一步加大對床位建設支持力度。上海公衛中心目前有600多張編制床位，希望編制床位能夠增加到1500張，在學科更加齊全的情況下，醫院的生存壓力會明顯降低。

此外，還應加大設備投入，公共衛生應急中心需要非常強大的科研能力來迅速破解病原體，迅速進行技術的儲備。相對而言，國家對公衛醫院的科研投入是比較低的，建議建立一個專門的科研投入通道。上海公衛中心得益于建院時就有6000多萬的科研設備投入，為醫院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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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