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

全國最“憋屈”的省會之一南京，迎來了發展的“高光時刻”。

江蘇省統計局統一核算結果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南京地區生產總值達到3247.41億元，可比增長1.6%。

由此，南京不僅是萬億級城市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城市，這也是南京近幾年首次進入全國GDP排名前十的行列。

不僅如此，在最近公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中，南京成為上海之外，被提及最多的城市，頻次遠高于江蘇省內其他兄弟。

有人猜測，新一輪區域發展中，省會南京的重要性將大大提升，有望超過蘇州等蘇南城市。

或許，在高手環伺的長三角，南京有可能撐起一個中心位置。

交通C位

從首位度上來看，談論這個問題似乎為時尚早。

盡管擁有省會城市的光環，但南京卻一直難以擺脫低首位度的“老大難”問題。數據顯示，去年，南京GDP占全省比重為14.08%，比前年13.8%有小幅提升，但占比仍然較低。

但近段時間，有關南京建設“中心”的討論開始升溫。

南京市建委研究室原主任、高級經濟師陸玉龍曾分析稱，隨著長三角城市群從26個城市擴圍到41個城市，南京的地理位置從長三角北翼中心一躍成為整個長三角的“地理中心”。

這意味著，南京不僅要向東對接上海，還要向南、向西分別與杭州、合肥“抱團”，輻射帶動長江中上游城市乃至整個長江經濟帶的發展。

去年底，《求是》雜志發表《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一文指出，“經濟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而南京與杭州、武漢、鄭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一道，被賦予“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增長極”的任務。”

利好首先出現在交通領域。

早前，國家發改委發布《長江干線過江通道布局規劃（2022～2035年）》，其中，到2022年江蘇境內的44座過江通道，僅南京一座城市就占了24座，占總量的近六成。

有分析指出，南京此舉重在補短板。在江蘇普遍存在的跨江難題下，加密的跨江通道能夠解決南京市域南北長、東西窄的問題，優化城市的發展空間格局。

而在上述長三角最新的交通規劃中，南京的節點地位更加突出。

比如，在構建城際交通網上，規劃提出將“依托多向立體、內聯外通的運輸主通道，以上海為核心，南京、杭州、合肥、寧波為中心”；

而在建設世界級機場群的目標下，除鞏固提升上海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外，規劃也提出將優化提升杭州、南京、合肥區域航空樞紐功能。

長三角地區軌道交通網規劃示意圖圖片來源：《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

交通是區域競爭的核心元素。早在2018年末，時任南京市長藍紹敏就曾指出，

“南京都市圈正以完善基礎設施網絡為抓手，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發揮南京特大城市帶動作用，推動都市圈成員城市互聯互通取得更大進展。”

搶占先機

在南京走向中心的過程，也攪動了與“老對手”蘇州的新一輪競爭。

4月24日，位于蘇州工業園的中南中心項目方案出爐，以499米的高度摘得江蘇最高建筑“桂冠”；

幾乎同一時間，位于南京河西南魚嘴的江北綠地金茂國際金融中心喊話，“重回500米”。

在“第一高樓”上，兩座城市重啟因“限高令”而塵封十年的“戰爭”，火藥味一觸即發。

如果說“造樓競賽”是老棋局的新打開方式，那么，兩座城市有關疫情期間的比拼，則更有爭奪“全國第一”的態勢。

2月2日，蘇州率先發布支持中小企業共度難關蘇“惠”十條政策，打開了疫情期間城市支持企業發展的先河。一周后，2月8日，南京也跟隨其腳步，將幫扶中小企業提上日程。

盡管慢了一步，但到3月底共計25億元的市級財政援企資金有效穩住了中小企業發展。據統計，一季度南京新增企業1.2萬多家，居江蘇省首位。

在推動經濟常態化上，南京更領先一步。

3月9日，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帶頭“下館子”，在夫子廟景區大口“嗦粉”；同一天，蘇州市長李亞平則出現在蘇州古城商圈觀前街，與商家交談。

更實在的舉措出現在3月13日，南京率先推出億元消費券，目的不言而喻——不僅要提升服務業從業者和消費者信心，還要以真金白銀推動消費。

及早復工復產的效果十分顯著。

以南京一季度的經濟表現看，在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0.1%、工業生產恢復到往年同期水平的同時，第三產業增長值達到2144.91億元，同比增長2.6%。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產業增加值上，南京近年來首次超過蘇州。

南京一系列“帶頭”行動，不僅引起了全國城市的效仿，更成為同屬江蘇的其他城市的標桿。

作為江蘇省內第一季度GDP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鎮江市委書記馬明龍直接發問，“同在一片藍天下，我們碰到的一些瓶頸問題人家也會碰到，為什么人家（南京）就比我們好？”

尋找變量

利好之下，南京能否穩住優勢，破解首位度難題？

上個月，南京召開戰疫情擴內需穩增長“四新”行動動員發布會，發布“四新”行動計劃，將城市下一輪發展聚焦新基建、新產業、新消費、新都市四個領域，并列出706個具體項目，應對后疫情時期的城市發展。

對此，當地媒體分析稱，這座過往以穩健著稱的城市如同球場上善打亂戰的高手，快速閱讀變局，快速調整打法，快速掌握主動權。“‘四新’行動正是南京城市發展方略的系統升級，是搶占風口、搶先出招的卡位戰術。”

城市發展策略的轉換，突出體現在新產業的布局中。

2020年，南京將新興都市工業產業規模的目標定在600億元。這不僅是南京主城區實施“退二進三”三十年后首次將工業“迎回”主城，也是10年來南京首次將工業列進各城區考核。

回歸實體經濟、解除主城區“產業空心”難題，南京此舉正好與一年前的杭州遙相呼應。

去年，杭州實施“新制造業計劃”，重塑城市過度依賴服務業的產業格局，提出到2025年規上工業增加值達6800億元，年均增速10%。

對于此，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直言，制造業城市經濟的根基，是杭州確保繼續走在前列的底氣。

不久前，基于2018年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南京統計局對南京和杭州基本單位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在行業分布上，杭州制造業法人單位數量為4.94萬個，位居行業第二位，與此相比，南京僅1.82萬個。

據其分析，近年來，依托工業起步的南京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不斷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制造業從三經普的第三位滑落到四經普的第四位。

疫情之下，南京制造業再現生機。一季度，南京工業總產值169億元，同比增長3.5%，這突出體現在南京傳統產業上。

在此基礎上，南京布局新一代數字經濟、新醫藥和新健康產業、智能網聯汽車、新型都市工業與未來新業態五大產業，將代表著南京的更多變量。

正如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所說，這是一次危中尋機。危機既可摧毀很多東西，也可催生很多東西。疫情沖擊之下，新科技、新產業加速孕育，新業態、新模式逆勢成長，新戰略、新政策密集推出，這是行業之間、城市之間重新“洗牌”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