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滑昂    每經編輯｜陳俊杰    

早晨7點40分，護士張昕快速走進武漢市第七醫院（以下簡稱七醫院）的三號樓。她要在20分鐘內吃完早飯，做好防護，進入收治了35名新冠肺炎患者的六病區隔離病房。這一班，張昕要連續工作8小時，期間不吃不喝。

這樣的工作強度，要遠超過武漢市絕大部分醫院，但張昕并不是七醫院的員工。本在湖北省外一家民營醫療機構供職的張昕，瞞著老板逆行到武漢，成為了一名直接工作在隔離病區的志愿者護士。

“志愿者”亦或是“醫護人員”，張昕覺得都無大礙。當初報名時，人員組織單位，蘇州天熠新瑞中醫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天熠新瑞）方面曾為她出示了一份由中共武漢市武昌區委組織部（以下簡稱武昌區組織部）發布的授權書，“我以為加入的是國家（醫療）隊。”

直到上崗工作后，面對病區糟糕的防院感管理，嚴重超標的工作強度，張昕和一起志愿工作的同伴逐漸意識到，問題比之前想象的更嚴重，他們算得上武漢最危險的志愿者群體。

七醫院六病區內的醫護人員 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工作強度高，院感管理差

“就覺得自己也是一名醫護人員。”在微信群中看到“武漢中醫診療多點立體公益創新模式救治新冠……現招募志愿者，臨床護士長、護士15名”的消息，以及武昌區組織部的文件后，張昕跟信息發布人醫生賀勁報了名。在武漢，她認識了同樣渠道報名過來的劉璐。

2月7日，蘇州天熠新瑞在七醫院新設的六病區開放，病區規模為36張床位。張昕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目前六病區全部的醫護人員約有10人，較少的人員配置下，志愿者們只能試行三班倒，每個排班8小時。這樣的工作強度，是超過武漢其他醫療單位的隔離病房內，通常4至6小時的排班。

“我把這當國家隊了。”志愿者孫悅來到武漢的當天已是傍晚，但第二天直接就進入了六病區。“進去看了看，那個情況確實比較堪憂。當時防護服也不夠，也沒有培訓，我沒敢進去（隔離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在表明身份后，實地探訪了七醫院六病區。六病區所在的三號樓一層，原為七醫院肝病門診，醫護人員在進入隔離病房前需要穿過兩道木質門框的玻璃門，以及一道鋁合金門框的推拉門。全部三道門隔離出來的空間不足以區分明顯的污染區、緩沖區、非污染區。

此外，記者在隔離區內看到，有醫務人員存在穿著防護服和隔離區外人員手遞手傳物品的情景，還有人甚至取下了護目鏡。

只有到崗較早的志愿者，見過七醫院負責防院感培訓的工作人員。

“就賀醫生（賀勁）簡單教了我一下，你這么穿防護服，我當時想傳染病怎么也得培訓一個小時啊？”這讓孫悅感到后怕，“我就很頭痛，心里邊矛盾，我就怕自己得病了。”“人家（醫院）培訓一天，我們兩分鐘就解決了。”有過感染科工作經歷的張昕覺得培訓并不到位。

院感管理問題，還一度影響了志愿者們的住宿。孫悅介紹自己來武漢后被要求搬了四次酒店，其中一次是被當時酒店內的其他醫療隊投訴，“說我們是志愿者，我們防護不行怕院內感染。”

各方風險誰來擔負？

七醫院六病區，醫護人員正在和患者交流 每經記者 張建 攝

2月中下旬，當劉智明、彭銀華等多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后，劉璐意識到了安全保障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死了就死了？”但她不敢去問蘇州天熠新瑞是否為自己購買保險，怕自己的志愿工作受到影響。

張昕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志愿者與蘇州天熠新瑞公司間僅有一張內容為“茲聘請XX醫生為我司支援武漢新冠肺炎一線醫護志愿者……”的聘書。

對此，四川舟楫律師事務所主任姚飛認為，志愿者與蘇州天熠新瑞公司并不構成勞動合同關系，“要看他們之間有沒有其他協議，協議怎么約定最重要。”但姚飛認為，“志愿者醫護人員，可以要求蘇州天熠新瑞公司為其購買保險。”

張昕、劉璐在到達武漢后的第三天，自費購買了保險。而賀勁向記者表示，“我們都有（保險）”。不過這一說法被沒能得到孫悅、張昕、劉璐三人的確認，他們表示從未聽到蘇州天熠新瑞方面提起過保險事宜。

蘇州天熠新瑞法定代表人戴新瑞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公司層面為志愿者都購買了保險，但由于志愿者的工作需要以單位形式進行對接，自己也承擔了很大風險。“（疫情）這個事情太大了，是國家的危難，如果出現了任何的（風險），我也認了，那我就愿意來承擔，總歸是要有人來承擔的。”

武昌區組織部工作人員則向一位志愿者回復稱，如果志愿者出現感染或者去世，“肯定是天熠公司負責。”

值得注意的還有，相比張昕、劉璐等志愿者所承擔的自身安全風險，患者入住公立醫院卻接受志愿者醫護人員的治療照護，是否同樣存在風險，容易引起醫療糾紛？

3月3日，《武漢晚報》曾對蘇州天熠新瑞公司組織的醫療隊進行了報道。新聞中介紹，七醫院六病區在2月9日中午時，全部36張床位收滿病人，包括4名重癥患者。期間，一位入院時血氧飽和度只有50%，不能平臥的重癥患者經搶救后去世。

“我進去過，里面的條件是很差，剛進的時候，護士都是第二天備齊的。”上述去世患者的家屬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當時患者是在“一床難求”的情況下，經社區渠道入住六病區，所以即便條件簡陋，家屬也未有過轉院想法。

事實上，上述患者家屬是在親人去世后才知曉，七醫院六病區內人員是志愿者身份，她對醫護人員的能力并未有過質疑，也覺得醫生積極負責。不過家屬提到一點，因為七醫院搶救室處于飽和狀態，去世的親人最后的搶救極可能就是在六病區里面。“我要主治醫生拍我爸最后視頻，是在六病區的病床上。”

孫悅告訴記者，自己曾見過上述去世的患者，彼時六病區沒有配備呼吸機。孫悅認為，如果有呼吸機可能會提高搶救成功的幾率。

除了缺少必要的搶救設備，一名近期出院的六病區患者還向記者介紹患者的用藥情況。“這邊志愿者們熬出來有你的藥，你今天才能吃上，不然就等著，不過有的藥開處方的時候還真沒有，這情況就只能等。”這樣的條件下，上述患者一天兩次的藥物，曾不止一次發生過“斷供”的情況。“當天有藥就喝，沒藥就等著。”該名出院患者透露。

志愿者介紹，目前六病區接診的患者中，已經沒有再收重癥患者。護士們的工作主要是量體溫、量血壓、量血氧，以及為患者發藥、發飯。但在為患者進行咽拭子標本采集時，張昕特意多穿了一層防護服加強保護。

尋求身份被認可

蘇州天熠新瑞公司真的經過了武昌區組織部的授權參加抗疫工作嗎？六病區與七醫院是什么關系？這是張昕等志愿者們此前一直都搞不清楚的問題。

上述問題還關系到，張昕等人能不能獲得工作補助。2月20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人事司副司長段勇表示，一線醫務人員臨時工作補助發放的人員范圍，不受編制、身份等限制，以具體參加實際工作為準。

七醫院工作人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六病區現在確有蘇州天熠新瑞組織的志愿者入駐，但醫院有人負責對接。與此同時，醫院宣傳部、醫務科、院辦都表示不便接受記者的采訪。

武昌區組織部工作人員則向記者證實了委托文件的真實性，“我們確實實施了委托，但他們（蘇州天熠新瑞）入駐七醫院，他們跟七醫院是怎么合作的，這個我們還要再問一下。”

張昕認為志愿者們應該獲得有關部門給與的“醫務人員”身份的認可，尤其是自己每天工作承擔了很大的風險。“不是為了補助，我們也是醫護人員”。

武昌區衛健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需要志愿者的領隊跟醫院報備，報完之后再跟我們局里來說明”。“此外，這名工作人員表示，要先和組織部進行核實，確定“（這些人）是組織部外派的、七醫院的，還是他們自己來的”。

目前，已有多名七醫院六病區的志愿者向武昌區組織部實名反映情況，也向蘇州天熠新瑞提出要求，協助其完成醫務人員身份認定。公司向志愿者承諾，“（榮譽證書）可以蓋章，新瑞、組織部和衛健委（局）三個章。津貼‘必須有’”。

“誰知道是被逼出來的，還是真的在做這件事。”孫悅告訴記者。此外，有志愿者為記者出示了他們在微信群中與蘇州天熠新瑞公司協商過程的截圖，雙方措辭充斥著火藥味。

風波過后，3月3日晚間，志愿者們換到了條件更好的酒店，還將進行新的院感培訓。“這是接到投訴改變了嗎？”張昕小心翼翼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詢問。而劉璐則不停向記者打探如今武漢疫情總體好轉的情況，期待六病區也能隨幾大方艙醫院同步關停。

戴新瑞告訴記者，目前全部的志愿者醫護人員身體健康良好，公司在七醫院的統籌下已經進行了4次防院感培訓。志愿者也告訴記者，目前六病區內已經有了呼吸機。

幾日前，六病區一批患者集中出院。張昕這天有在值班。大夜班之前，張昕劃動著手機上與患者的微信聊天記錄，“小美女，感謝你們的辛苦付出”，“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

孫悅依然堅持在醫護志愿者崗位上。對于逐漸完善的六病區，“（現在）也感受到了團隊組織者努力與改變，相信各方面也在向著越來越完善的方向發展。如果這些東西在剛來的時候就有，我可能會對這個組織少很多誤解。”

回憶自己在武漢一個月的過往，孫悅覺得自己的故事應該可以成為一部電影的題材。“自己原來把它當成了國家隊，發現自己與團隊之間存在很多矛盾與誤會，想撤退也沒法撤退，被裹挾著一直向前”。

（應受訪者要求，張昕、劉璐、孫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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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