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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天然就是個產生奇跡的地方。

2019年股市的最大奇跡就是在一片惶惑、恐懼、悲觀中突然踏上牛途，其變化之快、之巨，讓人猝不及防。一時間，輿論的焦點從“洗洗睡論”、“崩潰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轉到了對“瘋牛”的討論上來。

我以為，這個討論如果仍然是宏觀的，是因果論的就沒意義。因為因果之間從來不存在線性關系，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異果，同果異因，對一個復雜適應系統來說再正常不過——這也是它能保持系統生命力的原因。尤其是當多種因素并存，有好的也有不利的，因果論的應用完全取決于我們對因的選擇和邏輯假設。所以，因果論常常成為我們事先的猜測和事后的解釋，以滿足我們知的欲望、尋求完美解釋的欲望。

我想從下列三個方面去理解可能會更好一點。

一是系統環境。我在轉發馬云《我很擔心經濟學家們把我們的企業家都變成經濟學家》時，加過一段評論：

西方是個人主義社會，很少有人關心宏觀東西，所以經濟學家只是象牙塔里的異類，很少有人知道、感興趣。

中國是集體主義社會，所以人人都關注宏觀，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從手指頭扳到腳指頭，扳出十幾二十個著名經濟學家來。

宏觀經濟理論的有效性有賴于沒有人去關心這個理論，人人都做一個“自適應分子”。如果人人都關心宏觀，都按照宏觀來決策，那宏觀經濟理論一定一無是處。

所以，馬老師說他很擔心那些經濟學家把企業家說（教育）成了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我也研究了好多年，得出的結論是：西方的企業家都是自適應個體，外部環境的細微變化就足以引起他們的互動，有時，一個政策微調就可以了。中國企業家都是群體動物，緊盯宏觀。政策微調不起作用，要大大的調，才心滿意足。所以，微調時大家都觀望，看你是不是還有后續動作，等你加碼到足夠程度后，就一哄而上，搶政策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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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評論，說的是企業家，股民（從機構到散戶）又何嘗不如此？

對宏觀以及股市政策出現的積極信號避而不見，避而不想，沉浸在熊市和末日的悲觀氛圍中，把每一次反彈都當作賣出機會，把每一次反彈失敗都看作股市不會有底的證據，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就是讓本來下跌動量并不太充足的市場看上去比實際更弱，使股市陷入過度賣出。一旦反轉，就會出現這種直線式的上漲。

二是系統行為。按系統論觀點，對一個復雜適應系統——有機生命體做因果推論只是一種淺層次解釋，比之更進一層的是對系統行為的解析。從3587點到2440點，下跌時間為228個交易日，其“波長”在歷史上名列第三，排名在前的是6124-1664點，253個交易日；1783-998點，281個交易日。但是，3587點下跌有個最大特點，就是“碎片化”，每一組下跌分形都很短。這種短分形下跌實際上就是下跌動量不足的表現和征兆。下跌動力的反面就是上升動力，反之也一樣。

三是系統機理，也就是股市自身規律。股市的運行向來有一個交替現象，指2個同方向的相鄰波段，如果一個是簡單的，另一個就是曲折的。反過來，一個是曲折的，另一個就是簡單的。比如6124點到1664點是簡單的，3478點到1849點就是曲折的。由于3478點到1849點是曲折的，所以5178點到2638點就是簡單的。

從因果論講，我們當然可以找到一些原因，來解釋為什么6124點和5178點下跌是簡單的，3478點下跌是曲折的。但從行為學來解釋，那是因為投資者常常會犯集體錯誤，又常常會從過去的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而最容易被我們記住和汲取的往往是最新獲得的經驗教訓，它會促使我們集體無意識地采取和上次不同的行為模式，使股市運行模式出現交替規律。

更復雜的演化是，曲折之后不是簡單，而是更曲折，然后突然跨到簡單——極簡。1664點的上漲是簡單的，連底都懶得盤。1849點稍曲折一點，盤了一年的底。2638點則更曲折，連一個像樣波段都數不出來。于是，2440點就來了個大簡單。如果不是現場感很強的運動型選手，行動至上主義者，又沒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準備，常常會連反應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簡單與曲折的交替，有時也會發生在同一輪趨勢中。前半段曲折的，后半段可能會趨向于簡單。前半段簡單的，后半段可能會趨向于曲折。不過A股市場因為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這種交替現象并不明顯。

一是集體主義文化，會使大多數人更傾向從眾，看別人怎么做，怎么說，然后隨大流。

二是機構與散戶的高度同質化，且機構與機構之間的近親繁殖，過于緊密的血緣關系和日常溝通，會大大地增加從眾心理。

而曲折的走勢通常是建立在不同力量各有所見、交易方向不一基礎上的。因此，這樣的交替現象會不會在這輪行情中出現，還只能是一種閑得沒事的猜想。

牛沒有瘋掉，它是被強按著頭喝水喝太久了，怒了。一朝昂起氣沖天，不用揚鞭自奮蹄。

（中國證券報 金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