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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8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爐，因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威廉·D·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Romer）獲得該項殊榮。

威廉·D·諾德豪斯 資料圖來源：東方IC

據了解，威廉·D·諾德豪斯教授是一位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他是耶魯大學史特林經濟學教授（Sterling professorship of Economics）。在耶魯大學， 史特林講座（Sterling Chair）是教授職位中的最高榮譽講座，僅有少數久負盛名的學者享有。在經濟學系，只有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曾獲此殊榮。

他還是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諾德豪斯教授被經濟學界評為“美國最有影響的50名經濟學家之一”。他還被由馬克·布勞格1983年創刊的，最有權威性的《經濟學名人錄》所收錄。

諾德豪斯教授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開克，本科畢業于耶魯大學，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保羅·薩謬爾遜和羅伯特·索羅。從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魯大學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為終身教授。 現任耶魯大學惠特尼·格里斯伍爾德經濟學教授和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諾德豪斯教授在耶魯大學主講經濟學原理課程。

在1977年-1979年卡特執政期間，諾德豪斯是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1986年-1988年任耶魯大學教務長，1992-1993年任耶魯大學負責財務和行政的副校長。從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基金會和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員。目前，他是國會預算辦公室經濟專家組成員，是國民經濟分析局顧問委員會主席。

諾德豪斯教授與他的妻子芭芭拉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市，他還有一條長著金黃色毛的愛犬潘多拉。夫婦倆有共同的愛好：音樂、遠足、旅游和滑雪。

諾德豪斯的經濟學研究范圍很廣，包括環境、價格、能 源、技術變革、經濟增長、利潤和生產率的增長趨勢。主要研究領域：增長經濟學、工資與價格、生態管理經濟學、轉型經濟學。

諾德豪斯教授在許多研究領域的專業期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他的研究集中在經濟增長的約束程度等領域。是全球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頂級分析師之一。他極力主張從排放許可制度轉向征收碳排放稅。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發展了研究全球變暖的經濟學方法，包括整合的經濟和科學模型的構建（DICE 和RICE模型），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有效途徑。

諾德豪斯教授還研究了工資和價格行為、擴大的國民收入和生產核算、政治商業周刊、生產力、管制的成本與收益以及“新經濟”。他對轉型經濟也有研究。他對中國、東歐等地區的經濟改革報有濃厚興趣。

保羅·羅默（Paul M.Romer）資料圖來源：東方IC

另一位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M.Romer）生于1955年，是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教授。他被認為是經濟增長方面的專家。

羅默在197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并于1983年在該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被《時代雜志》選為1997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

2015年3月受邀參加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

2016年7月18日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宣布，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將接替考希克·巴蘇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個任命于2016年9月開始生效。

經濟學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深入的研究了長期的經濟增長。例如，羅伯特·索羅的工作開創了人均產出長期穩定增長中技術進步的核算。羅默在該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成就是構造了經濟中人們有意識地進行研究開發以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數理模型。

羅默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經濟增長領域。

羅默在1986年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知識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使其做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羅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長理論，即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勞動（非技術勞動）外，又加上了人力資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來衡量，強調創新）。

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建立者是羅默（1986）和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1988），探討了糾正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徑，用內生的技術來解釋經濟的增長。羅默在內生增長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導致了經濟增長分析的全面復興。該理論的主要思想最早體現在羅默1983年的博士論文中，發表在1986年的《政治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上，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探討了糾正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徑的論文，重新激起了經濟學界對經濟增長理論興趣。

1992年羅默在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上進一步把上述思想運用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的研究中，并認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創意或知識品,將直接關系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實施了開放政策，吸引了中國香港的企業家把新思想和知識品運用到那里，從而帶動了該國經濟發展，擺脫了赤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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