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何小桃    

也許今年我們再也看不到高考狀元“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畫面了。

▲2014年08月05日，河南駐馬店市某高中大門口處，“高考狀元”身著狀元服，騎高頭大馬沿街散發紅包，吸引眾人合影留念。（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昨日（5月8日）教育部網站的一則消息引起了輿論關注。該消息稱，5月8日，教育部會同國家教育統一考試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全面動員和部署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確保圓滿完成考試招生各項工作任務。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侍俊，中央保密辦、中央網信辦、工信部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出席會議并講話。

引起關注的是陳寶生的一句話：

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一旦發現嚴肅處理。

炒作高考狀元曾屢禁不止

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搜索教育部網站發現，早在2005年，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便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不要老是炒作“高考狀元”。其后的十幾年，教育主管部門，廣東、黑龍江、山東、遼寧、安徽等地也曾要求不得對高考考生的成績進行排名或不得公布“高考狀元”。

2013年，北京大學也曾明確表示，不再公布高考“狀元”和各省市前十名等所謂反映招生政績的“GDP”指標。

不過，從歷年的情況看，只要高考成績一出，圍繞“高考狀元”的炒作依然如火如荼。那么，面對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三令五申，各地為何“屢教不改”呢？

其實是利益在作怪。

眾所周知，一個學校如果出現了高考狀元，必定會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大肆宣傳一番，甚至還有游街儀式、立碑塑像等活動。因為社會對于高考狀元金字招牌的迷戀，這樣的宣傳活動在短時間內，能立竿見影地提升本校、本地、本機構的知名度。

而對于高考狀元來說，這個榮譽不僅可以選擇一個好的大學，同時還能獲得學校或者企業的大額獎勵，更不用說通過售賣“狀元筆記”大賺一筆了。

同時，一些地方以高考成績作為評優的一個重要依據，對學校和教師進行評比、發放獎金，也助長高考狀元的炒作之風。

▲高考結束，成都考生將同學拋上了空中以示慶祝。（每經記者 張建 攝）

那么，此次教育部的表態能真正止住炒作高考狀元的不正之風嗎？

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發現，這次真的不一樣了。2018年以來，對于嚴禁炒作高考狀元，教育部已多次發聲，并且用詞相當嚴厲。

2月22日教育部發布《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要求：

嚴禁初高中學校對學生進行中高考成績排名、宣傳中高考狀元和升學率，教育行政部門也不得對學校中高考情況進行排名，以及向學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績數據。

3月5日，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關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招生考試機構、高校和中學要積極協調新聞媒體，規范新聞報道，不宣傳炒作所謂“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

3月16日陳寶生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

考試評價減負就是要改變評價方式，完善學業考試辦法，建立素質綜合評價制度，不允許以分數高低對學生排名，不允許炒作高考狀元。這是考試評價減負。指揮棒要讓它正確起來。

然后，在5月8日的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陳寶生表示，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一旦發現嚴肅處理。

高考狀元能否成才爭論不斷

其實針對炒作高考狀元，這些年早有不少質疑。

中青在線評論稱：

一方面，對“高考狀元”的追捧，會讓師資、優生源、經費等教育資源進一步向占有優勢的學校、地方和機構盲目集中，進一步加劇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對教育事業的長遠發展和教育領域的社會公平都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對“高考狀元”的集中宣傳，也會促成普遍性的“狀元攀比”，從而讓更多的學校、地方、教育機構陷入到“掐尖”的焦慮之中。這種焦慮造成的結果，自然會扭曲教育工作育德育人的的本質，強化“唯分數論”。

可以看出，禁止炒作高考狀元，是我國推進高考綜合改革、完善綜合素質評價的重要舉措。

▲高考志愿填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高考狀元是否能成才的爭論不斷。新華社曾報道，應試教育造成我國大批學生“高分低能”，已是不爭的事實。2005年，11名內地高考“狀元”在面試環節被香港大學拒之門外，港大提出的理由是不愿錄取“書呆子”。

法制晚報報道，201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近7成高考狀元已難覓職場蹤跡，大多數人恐已“流失”海外。

2016年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發布的《2016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則顯示，整體而言，狀元職業成就平均水平明顯高于非狀元群體，狀元畢業進入職場后，成為各行業“頂尖人才”和“領軍人物”偏少，在學術界、專業技術領域就職的狀元職業成就較高，表現突出；經商、從政非高考狀元所長，職業發展不突出。

對于禁止炒作高考狀元，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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