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吳林靜 李晃    

吳金希

每經記者 吳林靜 李晃 每經編輯 趙橋

當政府工作報告將2018年的GDP增長目標調至6.5%，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指向更加明確。

當“速度”不再成為熱餑餑，“質量”成為各地正在夯實的基礎，如何認識這一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又應該怎樣應對？如何才能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的高質量？許多問題亟待我們厘清。針對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近日專訪了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戰略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吳金希。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點

NBD：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您如何理解經濟發展階段的這一轉變？

吳金希：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速達8%以上，如此長周期、高速度發展，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達到近9000美元，總量為世界第二，是日本兩倍還多，比德、法、英三個歐洲強國GDP之和還多四分之一，成就舉世矚目。

過去的發展重速度、輕質量，產生了不少問題。例如：競爭性招商引資和投資泡沫、重復建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金融和房地產泡沫、重GDP輕環保等。

當前，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全面小康指日可待。因而，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生活、高質量環境的需求越來越迫切，都是我們需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NBD：推進高質量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吳金希：高質量發展，要講究法制、科學、和諧、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我認為目前主要挑戰是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仍有若干缺陷，表現為市場機制、法制環境、創新氛圍等仍有不足。

在剛剛結束的十九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提出來要深化黨政機構改革，這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大好事，是改革的牛鼻子、深水區。必須將過高的行政成本降下來，給市場和企業以活力。

NBD：推進高質量發展，要抓住哪些關鍵問題？

吳金希：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未來要高質量發展；過去依賴投資、出口拉動，未來主要依靠國內高端市場引領；過去主要靠技術引進、學習，未來要靠自主創新。新經濟、新動能將引領未來30年發展。

推進高質量發展，要抓住以下關鍵點：第一，提升標準體系，要盡快大幅度、大范圍提升中國制造和服務的國家標準水平；第二，要讓發明者發財，要保護知識產權；第三，中國即將真正進入品牌競爭新時代，品牌代表高附加價值和優勢產業體系；第四，要著力打造現代創新體系，它是現代經濟體系的基礎和核心，其中，法制建設、自由環境、企業家精神、創新文化等是現代創新體系的主要支撐。

NBD：中國從低收入階段邁入中等收入階段，與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密不可分。下一步，中國將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轉變，您認為這個過程中要抓哪些重點？有哪些方向和路徑？

吳金希：在未來五年內，中國肯定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達到甚至超過125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最低門檻”。但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勞永逸的終點，未來挑戰和可持續發展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

許多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表明，新舊動能必須轉換，過去的經驗不再起作用，經濟發展起步階段依賴投資、出口拉動的動能會逐漸耗竭，未來應更多通過創新驅動引領高水平發展。例如，日本、韓國等都已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創新引領發展階段；而東南亞、中東、東歐的一些國家則是反例，新舊動能不能轉換，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然而，創新不能只停留在口號層面，缺乏完善的現代創新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最終會變成一句空話。如何打造現代化創新體系？我認為有幾個關鍵支撐，即公平市場競爭、保護企業家精神、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整個社會的活力、降低營商成本、提升雙創的氛圍、開展產學研合作、發展軍民融合等，缺一不可。

“成都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非常有遠見

NBD：2018年，很多省份、城市都下調了GDP增長目標，在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您認為應如何看待發展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吳金希：新時代要貫徹新的發展理念，要更加注重速度與質量效益的平衡。當前，中國GDP總量已經很大，例如廣東、江蘇等省份，再片面追去7%以上的GDP增速會使得各方面發展要素失調。

未來，像北京、上海這樣的核心城市，要減量發展，更強調經濟發展的“質”。當然，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東西部差距客觀存在，面臨的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對于西部經濟基礎較差的區域而言，要因地制宜地平衡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NBD：最近，以成都為代表的西部城市也重點提出“高質量發展”，您如何看待西部城市的“高質量發展”？

吳金希：在我看來，成都作為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發展空間無限，其區位優勢一點也不比東部沿海城市差。

當前，川渝地區中歐貨運列車通道、南向從廣西北部灣出海口的鐵路通道均已經打通，高鐵網絡也正加緊建設；高速公路網絡也在加大升級力度。同時，成都國際機場也已經成為亞洲航空運輸業的一個大樞紐。這些條件使得成都在基礎條件方面已具備和沿海地區同樣的優勢，未來在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上，完全可以實現彎道超車，實現比沿海地區更快、更高質量的增長。

這也就意味著，成都已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內陸城市，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深化，成都應走在全球化的前列，摒棄過去過度依賴沿海地區發展的保守思維，著眼于最高標準，走國際一流的高質量發展之路，真正成為和北上廣深并列的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一極”。從這個角度講，成都提出“高質量發展”，適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

那么，成都應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首先，要積極、主動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其次，要堅定走自主創新、自我發展之路。奢望東部產業集群全部轉移到西部不現實，要走一條有特色的區域成功之路。過去成都在電子信息、軟件和服務業等產業的發展值得其他城市借鑒，而且，成都過去本來就是我國航空、機械、電子、核工業發展的重鎮。再次，要與重慶形成“1+1>2”的協同效應，錯位發展，共生共贏。要著眼于打造影響世界的“成渝經濟走廊”。

NBD：此次兩會，代表建議，以成都為起點加快規劃啟動“一帶一路”建設向西向南開放的戰略通道。代表們希望能夠盡快啟動成都建設國家門戶樞紐城市戰略研究，并將向西向南開放戰略通道的有關鐵路建設納入“十三五”規劃中期調整評估。對此您怎么看？

吳金希：一般而言，鐵路的樞紐必然就是經濟的樞紐，航空運輸還不能與鐵路運輸相比。成都在未雨綢繆，這具有前瞻性。

成都過去受困于自然條件，鐵路公路發展滯后，“成都加快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的提法非常有遠見。只有鐵路打通才能實現物流大流通，深度融入“一帶一路”對四川及西南至關重要。

在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方面，中國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中國建設”是一張現代中國的名片，“又好又快又便宜”已經得到世界公認。成都要抓住我國基礎設施能力大提升的機遇，盡快提升干線、快速鐵路，以及高速公路網絡水平打造門戶樞紐城市。

目前，對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幾個物流通道已經初露端倪，包括成都-昆明-緬甸物流通道；重慶-成都-蘭州-烏魯木齊-歐洲通道；成都-重慶-貴陽-廣西欽州-海上絲綢之路等。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市場和人才

NBD：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您看來，在國家整體基調由“求速度”到“求質量”轉變的關鍵時期，為什么要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吳金希：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實現現代化強國的基礎，沒有現代經濟體系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強國。

高質量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強國的實現離不開現代化經濟體系，它是一種系統性的能力。而在我看來，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在創新體系的活力、市場基礎作用和精干、善政、良治的政府等。

NBD：當前中國經濟體系向現代化升級的過程中，“創新”“開放”都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在您看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抓手是什么？實現路徑是什么？

吳金希：我認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在于現代化創新體系。當前，中國市場為全球最大，人才為全球最多，這種優勢全世界獨一無二，這是彌足珍貴的戰略性資源，如果將這些資源用以形成自我優化的創新生態體系，中國將無敵于天下。

如何用好這些資源？

首先，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規模、消費者規模是決定性的，網絡的價值與網絡節點數量的平方成正比。過去20年，汽車、住房占據中國高端、高附加值消費主體，而在未來，數字消費、知識消費、創意消費、精神消費等將成為主要的高端消費，假以時日，網絡的規模效應必將促進中國在數字經濟方面走在全世界的前面，甚至形成壟斷性優勢。相應地，中國也應出現若干個數字之都、創意之都、娛樂之都、休閑之都、文化之都，這些都是各個城市未來發展的方向和定位。

其次，得人才者得天下，不僅國與國之間競爭依靠人才，區域和城市之間競爭也依靠人才，人才的爭奪決定了未來30年中國的經濟格局。過去30年，北上廣深獲得了我國最大的人才紅利，未來30年誰能享受人才紅利？這是各地要深入思考的大問題。當前，以成都、武漢、西安、南京等為代表的區域中心城市已經率先打響人才爭奪戰，這是一個好的訊號，然而，這還遠遠不夠，各大城市要將人才爭奪當做戰略性任務來抓，要打造吸引人才安家創業的環境和氛圍。

未來，在我國中西部，我們要力爭再造5個新深圳，成都有沒有可能啊？美國也不是只有一個硅谷，南加州已經新出現“硅灘”，一點也不亞于硅谷，還有北卡羅來納州過去就有研究三角園區，東北部波士頓創新經濟帶正在重新崛起，等，美國創新產業集群遍地開花，我們怎么可能只有一個深圳？未來就看成都、重慶、武漢、西安這些城市，哪個能抓住機會，率先成為下一個深圳，我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