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李晃    

每經記者 李晃 每經編輯 官遠星

21世紀城市的競爭，是對人才的爭奪。

當人站在發展的風口，人才的流向就顯得格外引人矚目。

從時間到空間，人口的遷移成為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所關注的重點。其中有何規律可循？我國人口遷移的基本趨勢是什么？在全球人口遷移的大背景下，未來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歷史性“拐點”何時會到來？城市不斷出臺吸引人才政策，這將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進行了專訪。

城市“人才爭奪戰”是好現象

NBD：目前，我國人口遷移的總體趨勢是什么？

王桂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的總體趨勢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人口向東部發達地區遷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始終是人口遷移的主流，而且兩種遷移流綜合形成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口主要向東部發達地區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的基本格局一直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東部地區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對全國范圍的遷移流動人口具有強勁的吸引力，中西部地區只有省會城市及少數幾個非省會大城市對本省的遷移流動人口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NBD：一座城市流入人口的學歷結構與什么因素有關？

王桂新：這應該與城市規模的大小有關，與城市的發展階段及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等也有密切關系。

規模大的城市（包括特大城市），不僅能吸引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中、高端勞動力，也能夠吸收較多的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所謂“低層次”勞動力。因為規模大的城市一般發展水平高，經濟體量大，服務需求廣，就業機會多，而且市場化程度、民營經濟（以中小或小微企業為主）也都比較發達，整個勞動力市場都比較發育，特別是流動性較強、就業形式靈活多樣的非正規低層次勞動力市場發育也比較成熟，所以可以吸收多層次的學歷結構多元化的遷入人口就業；而規模小的城市，通常只是一個地方城市，經濟規模不大，民營經濟不很發達，服務需求和就業機會有限，政府機構、國營企業相對較大的需求大多只吸引和錄用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遷入人口，而流動性較強、就業形式靈活多樣的非正規低層次勞動力市場相對不夠發育甚至尚未形成，這就限制了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所謂“低層次”勞動力的入遷就業，從而使其整體遷入常住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可能相對較高一些。也就是說，一個城市流入人口的學歷結構與其規模的大小未必一定呈正向關系，發達水平高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較高的遷入人口比例不一定很高，發達水平低的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受教育水平較低的遷入人口比例不一定很低。

NBD：今年以來，“新一線”城市不斷出臺吸引人才政策，這將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王桂新：今年以來，一些“新一線”城市不斷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如濟南、杭州“給錢”，按照學歷標準給予相應的生活補貼；成都、武漢“給房”，對引進人才給予人才驛站或者人才公寓的住房優惠；成都、長沙“給戶口”，實行本科生零門檻落戶，“先落戶后就業”。

總體而言，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現象。第一，說明這些城市開始重視、吸引人才。如果吸引到人才，將有助于這些城市的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第二，這些城市發展成區域經濟中心，有利于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促進整個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第三，這些城市發展成區域經濟中心，可以吸引和截留中西部地區的遷出人口，促進“就地轉移”的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減輕東部地區特大城市人口增長控制的壓力。當然，這里有一些假設。

關于制定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我認為政府和企業等用人單位要有所分工，政府應該主要從全局出發營造一個自由寬松、公平競爭、人人可有用武之處的宏觀政策環境，具體的人才政策應該主要由用人單位制定。這樣不僅引進人才更有針對性，取得更好的人才政策效果，而且也可以避免城市之間的不良競爭。

內外因推動形成回國人數“拐點”

NBD：有報告指出，未來幾年內將迎來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歷史“拐點”，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王桂新：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學成回國留學人員加速增長， 2001年開始突破1萬人，2009年突破10萬人，之后以更快速度增長，2011~2015年5年合計已占改革開放以來學成回國留學累計人數的73%。盡管出國留學人數仍在快速增長，但學成回國留學人員的增速更快一些，這樣就使二者規模的差異呈減小趨勢，所以未來這樣發展下去迎來某一時期同一年份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歷史“拐點”是完全可能的。

為什么可能會出現“拐點”？根據統計數據，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通過各種渠道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約400萬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國內比較，留學目的國多發達水平高，科研環境、生活條件都很優越，所以當時的出國留學人員學成后多滯留未歸，并在留學國就業，占據了一些教學、科研職位。

進入新世紀以來，出國留學人員迅速增長，學成滯留未歸人員累積越來越多，由此造成留學目的國科教職位少、求職人員多、就業幾率小的局面。

而我國則近30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科研環境、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教育、科研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和發揮才能的舞臺，政府也出臺了一些如“千人計劃”、“長江學者”等鼓勵回國的人才政策，由此形成一種對學成回國人員的吸引力。

在留學目的國和母國各種推拉因素、以拉力（吸引力）為主的作用下，造成學成回國人員迅速增加，并可能進一步使學成歸國人數逐漸接近甚至超過出國留學人數，形成某一時期同一年份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拐點”。

NBD：從吸引高端人才角度看，在全球范圍內，有沒有值得借鑒的城市發展模型？

王桂新：我認為真正的高端人才基本上都是特別看重適合自己的教學科研基礎及設施設備條件，是否具備良好的競爭環境和自由寬松的創新環境，自己能否有用武之地，具備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條件等，只看錢的人不會很多。

從全球來看，一般也是哪個城市經濟發達水平高，教育科研基礎好，創新型企業分布多，對高端人才需求大，宏觀政策環境自由寬松有利于個人創新和才能的發揮，哪里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就大，吸引的高端人才也就比較多，如美國的紐約、日本的東京、我國的深圳等城市。

NBD：城市應該如何引導不同層次的人口，調整產業機構，促進城市產業升級？

王桂新：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說明兩點。第一，對城市的經濟發展，政府和企業應該有合理的分工。我前面已談到，政府的主要工作應該是改善和提高轄區居民的民生，制定一些全局性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包括提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及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政策等。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按照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及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目標政策等，制定自己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及生產規劃與產值、利潤等發展目標。

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生產發展過程中，哪個部門缺勞動力就招募什么勞動力。如新確定的研發部門缺人才就招募高學歷的研發人才，生產新產品的一線生產部門缺操作工就招募學歷較低亦可勝任的一般勞動力。每個企業都這樣做好了，整個城市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過程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它決定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并非只需要受教育水平較高的“高端”人才，同樣也需要受教育水平較低的所謂“低層次”勞動力。特別是那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管其產業結構怎樣調整升級，都需要多層次的人力資源。尤其在城市建設一線、公共環衛一線，更離不開以外來人口為主力軍的建設工人和環衛工人，他們的作用不可替代。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不管職位高低，誰都需要理發、穿衣、穿鞋，這也需要理發師、洗衣工、擦鞋匠在城市工作，為大家服務。

接下來我要說的，也是兩點：第一，一個城市要調整產業機構、促進產業升級。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第二，城市不僅是一個生產場所，也是城市人口的生活場所。城市這種生產、生活的雙重屬性和需求，決定了任何一個城市都需要多層次多方面的人力資源。現在有不少城市，政府一邊在叫發展高端產業、引進高端人才，一邊在對所謂的“低層次”外來人口不夠重視。這樣不僅搞不好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也將影響整個城市健康持續的發展。

“城市人口容量是相對動態的概念”

NBD：城際高鐵的出現，對城市、城市群發展都意味著什么？

王桂新：城際高鐵可以“縮短”城市間的距離，降低交通成本，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推動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際高鐵還可以強化城市群內部各成員城市之間的網絡聯系和聯動作用，促進城市群各成員城市空間利用的一體化和某些社會經濟活動的同城化，從而提高整個城市群的宏觀效益，推動整個城市群的共同發展。

例如，西（安）成（都）高鐵的開通，對兩個城市的發展應該都是利好。兩大省會城市的科技發展基礎都比較好，但西安長于航空產業發展，成都電子產業非常發達，兩者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既有明顯區別，又有密切關系，而且在不少方面具有互補性。所以通過高鐵的連接，不僅可以“縮短”兩城市間的距離，降低交通、交流成本，還可以“借用”對方的資源，擴大各自的相對發展空間，更好地促進這兩大省會城市加強聯系，取長補短，強化優勢，共同發展。

成都

NBD：有觀點指出，與城市人口容量不相適應的人口規模會制約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桂新：這個問題值得討論，我認為與城市人口容量不相適應的人口規模未必一定會制約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首先，應該明確城市人口容量的概念。一般地說，所謂城市人口容量是指城市在一定時刻（或時期）的一定條件下（如資源稟賦、發達水平、空間尺度等）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規模，即城市人口容量的大小主要由資源稟賦、發達水平、空間尺度等要素構成的“一定條件”決定的。

其次，城市人口容量的概念決定了它只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不同城市條件不同，其人口容量也不同；同一城市不同時刻條件發生了變化，其人口容量也將隨之發生變化，絕對的城市人口容量是不存在的。所以衡量某一現實人口規模與相對動態變化的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適應本身就不很科學。

第三，即使假設存在城市人口容量，也不能判斷人口規模增減變化與其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適應的問題。以上海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人口畸形集中分布于市中心，民居與企業相鄰插花式分布，造成嚴重的人口密集、住房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表面上看上海人口規模已與其城市人口容量極不適應。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海逐步疏解了畸形集中分布于市中心的人口和企業，合理調整了人口的空間布局，結果在人口規模幾乎翻倍的情況下，也很大程度地改善了原有的城市病，與其人口容量也反而適應。所以，人口規模不能單一決定與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適應，也不是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第四，這說明，當發生如通常所說的人口規模與城市人口容量一時不相適應時，一般可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現在流行的做法，即控制人口規模，使人口規模與城市人口容量相適應；一種選擇就是改變決定城市人口容量的要素條件，擴大城市人口的相對容量，使人口規模與城市人口容量相適應。我認為，前者是一種限制政策，不利于城市的發展；后者是一種發展政策，有利于保持城市發展的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