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

12月18日，美國國會通過了IMF改革方案。遲到的改革，帶給IMF和國際社會無限的遐想。據悉，按照改革方案，IMF份額將向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轉移6%。份額調整后，雖然美國依然排在首位、享有一票否決權，但是中國已經超越歐洲國家排在美日之后。印度也將從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將上升4位至第10位。

IMF改革的份額之爭和投票權變化，是美國國會遲遲不愿批準改革方案的原因。

2008年~2010年，金融危機讓全球市場亂了方寸。不僅是新興市場，歐洲國家也認為是由于美國財政和金融治理不到位以及監管不嚴導致的。七國集團（G7）救經濟無力，隨即擴容為有新興經濟體參與的20國集團（G20）。這意味著戰后全球經濟金融秩序和治理面臨著再調整。美國要將一部分投票權讓渡給新興市場，這是美國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歐洲在主權債務危機情勢下，希望借助中國資本破解危機，也希望中國和印度、巴西等國家承擔更多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責任。迫于形勢，美國政府不得不認可這一改革方案。

但由于美國府院之爭，IMF改革方案一擱就是5年。這具有典型的美國特色：一是對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化，美國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隨時隨勢作出調整；二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經濟關系的調整，必須建立在有利于美國的前提下。

從IMF改革方案到亞投行（AIIB），美國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阻礙者。從美國的立場出發，維系本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絕對話語權，并無過錯。但無論是IMF改革還是AIIB，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中的角色變化，還是要與時俱進。

中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也許得不到美國和日本的響應，但會得到歐洲國家的支持和參與，這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抱團取暖。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并立的例子說明，與其讓中國另起爐灶，不如將中國納入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中。

IMF表現得很清醒。無論是IMF份額改革，還是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IMF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表現出開放、包容的態度。IMF總裁拉加德和她的團隊，對于IMF的未來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定位，有著非常清晰的邏輯。

即只有給予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成員跟其國力相稱的份額和投票權，才能激活這些國家的全球責任和義務。沒有權利的給予，不可能有義務的釋放和責任的擔承。

所以，雖然美國國會對IMF改革方案過于遲鈍，但是對這份遲來的首肯，拉加德還是表示了歡迎。終究，關于IMF改革方案，最終收獲了多贏成果。

對美國而言，由于經濟已經全面復蘇，IMF改革方案不會對美構成較大的財政負擔，而且復蘇的美國也出得起那么多錢。更重要的是，美國國會若再不批準這一改革方案，不僅有損自己在IMF中的地位，也將喪失在盟國和全球市場的領導力與公信力。畢竟，包括日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144個國家已經批準了該方案。

IMF治理機構發生變化，新生力量的融入使其更具活力，也更有全球代表性。世界經濟依然未從新平庸中走出來，從烏克蘭到希臘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都需要更多的資金援助。IMF改革方案實施，使得其擁有更豐裕的資金池，以應對全球經濟的變局。

IMF和中國今年互動良好。中國成為IMF“第三大股東”以及人民幣“入籃”，象征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有所提升。但權力越大、權利越多也意味著責任越大、義務越多。

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等新興市場的份額增加，減輕了他們的財政負擔，新興市場則贏得了國際經濟治理的更多話語權。（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