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萬敏    

每經記者 萬敏

在資本市場強烈持續震蕩之時，8月25日晚上，央行再度宣布“雙降”，力度超過以往。

央行稱，為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其中，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4.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1.75%；其他各檔次貸款及存款基準利率、個人住房公積金存貸款利率相應調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此次降息后，存款基準利率已創下了自1990年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同時，央行宣布放開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動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動上限不變。這也標志著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又邁出重要的一步。

那么，此次央行推出力度空前的組合拳的意圖是什么？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間宣布降準降息？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對此做了解讀。

“三降”齊發注入流動性

NBD：當前國內經濟形勢并未出現趨勢性的好轉，同時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貨幣又相繼大幅貶值，同時全球股市也經歷了暴跌，此時中國央行做出“雙降”的舉措，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陸磊：國內國際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流動性狀況是決定政策調整的主要觸發因素。

一是國際經濟低迷促使我國以擴內需作為主攻方向恰逢其時。7月進出口總值同比負增長8.2%，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累計負增長0.7%。外需的波動性要求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可以說，我們到了以降息促使企業財務成本進一步降低、以降準促使金融機構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資源調配能力、以定向降準推動金融機構支持消費的時間窗。

二是利率與匯率政策配合恰逢其時。近期人民銀行對人民幣兌主要貨幣中間價報價機制實施進一步完善，勢必對金融體系本外幣流動性構成結構性影響，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實際上為金融體系注入了無期限流動性，可以有效增強金融機構針對貨幣市場波動實施流動性管理的能力。

支農、支小、擴內需

NBD：經過此前四次的降息降準，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已經有所下降，此時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是否還有必要？

陸磊：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幣值穩定，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幣值穩定的決定因素是以通貨膨脹體現的貨幣購買力。2015年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6%，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下降5.2%，環比下降0.7個百分點。在物價低水平運行的同時，金融機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97%，相比6月的6.04%下降了0.0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扣除物價因素后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仍呈上升趨勢，對稱性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有助于切實降低實體經濟運行成本。

金融機構流動性合理充裕是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從7月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看，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為1.51%，比上月高0.07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1.9個百分點；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為1.43%，比上月高0.02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1.98個百分點。0.5個百分點的普降以及額外0.5個百分點定向降低縣域和消費金融組織等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有利于在總量上增強存款類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在結構上進一步體現了支農、支小、擴內需的政策意圖。

貨幣政策調整與金融改革并舉

NBD：此次放開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意味著利率市場化又邁出重要一步，其意義是什么？

陸磊：此次降息同步放開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是貨幣政策調整與金融改革并舉的體現，標志著貨幣政策從數量型為主轉向價格型為主又邁出關鍵性步伐，為金融機構自主定價及高效配置金融資源提供了制度基礎。

2015年7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13.3%，增速較上月末提高1.5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0.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增長6.6%，增速較去年同期低0.1個百分點。本外幣貸款余額96.00萬億元，同比增長14.4%。應該說，今年早些時候的降準在供給端增強了銀行的放貸意愿；降息則引導市場利率持續下行，在需求端提振了經濟主體的貸款意愿。此次“雙降”有助于鞏固政策成效，更好地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經濟增長需要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互動

NBD：您預期“雙降”之后，對國內經濟和金融運行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陸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傳導機制的暢通性。

基于物價走勢、實體經濟部門盈利水平與名義融資成本的比較，“雙降”政策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防風險營造了中性適度的貨幣環境，但同時需要實體經濟部門的“有效”融資需求與金融機構的高效率金融服務供給加以配合。

考慮到生產者價格指數連續40個月以上負增長，我們需要高度關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配合，盡可能降低理論界通常所認為的貨幣政策存在“治理物價上行效果優于治理物價下行”非對稱效應。

經濟運行的關鍵因素仍然在于中國處于“新常態”環境下的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的塑造，貨幣政策為經濟運行營造了良好的環境，真實經濟增長則需要依靠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