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趙陽戈    

每經記者 趙陽戈

在“斯諾登事件”之前，國內眾多企業傾向于選擇國外品牌，但實際上，國外軟件也有不足之處。

中國軟件行業協會財務及企業管理軟件分會秘書長、海比研究總裁曹開彬就曾指出，國外軟件首先會面臨本地化的問題。國外軟件不注重企業的需求，不會因為企業而改變，在個性化定制方面做得沒有國內好。其次就是服務問題，國外的軟件實施和產品是分離的，容易造成很多問題，選擇國外軟件不能一次性解決問題，需要大量的人和資金維護軟件產品。

就國內的產品而言，選型問題尤為重要。據海比研究估計，我國信息化項目中，因軟件選型失誤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95億元，其中最主要的損失在于更換軟件所帶來的費用。

國外產品本土化遇阻

致遠軟件成都分公司常規事業部總監鄒峻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內的管理軟件是國情化的產物，尤其是公文處理這一環，國外的產品就沒有。如同裝修房子，國內產品在清水房的基礎上，按照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進行裝修，軟件流程該怎么跑，權限該怎么設定，都是量身定制。而國外產品不一樣，它是標準化的東西，就好像精裝房，雖然已經裝修完畢，但不論適不適合居住，都沒有辦法改變。

“以前有一個海歸人士，回國一定要用國外的企業管理軟件，當時國外軟件都測試了3個月，最終因為難以符合國情，換成了國產品牌。”鄒峻表示，這種案例很多。

成都軟件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李戈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國情對本土企業是利好，但同時難度也在這里，因為每個企業都有不同的需求，都會有不同的定制產品，這就對本土企業的技術有一定要求。

國外軟件一方面是適用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成本。致遠軟件人士表示，曾經有一個項目，通過甲骨文的工具把OA、檔案、教務系統數據等全部打通，原廠工程師1天收費1萬元，而且不保證1天就能夠搞定，“如今同樣的事情，我們給客戶談的費用是工程師2500元一天，是國外的四分之一”。

上海某軟件行業分析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應用軟件需要供應商與企業大量溝通不斷修改，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國外產品用標準化的產品來套用，實際上會有很多問題。本土軟件在與企業對接上，更了解國情，也就更靈活。而基礎軟件更接近標準化，國外產品優勢明顯，國內產品剛剛起步，技術難以與之相比，生態也脆弱。

國產品牌缺乏規劃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信息化已過30多年。這30多年中，國內企業信息化項目失敗率很高，其中因軟件選型導致失敗的比例達到35%。軟件選型失誤主要有三種表現：第一，選錯了軟件提供商或軟件開發商，中標的軟件開發商與甲方項目所要求的能力不匹配；第二，選擇了不能滿足需求的軟件產品，很多甲方在選擇軟件產品時，沒有充分考慮到個性化需求的特殊性，一旦在企業實際部署和應用時，發現有很多問題；第三，選擇了過于超前、復雜、高端的軟件產品，即資金充裕的企業注意了品牌，卻沒注意實用性。

因此，90%的集團企業CIO認為，集團企業的信息化項目非常需要一套科學的軟件選型方法論，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軟件選型工具。這對于提高軟件選型效率、控制選型風險具有重要的作用。

成都軟件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李戈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內也有這類的系統集成商，或者咨詢服務公司，但國內企業對它們的接受度無法與國外相比。比如，IBM的軟硬件都很強大，但其主要收入則來源于咨詢服務，就是基于軟硬件給客戶的一整套方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國內企業不符合規范化的表現，“一般企業今天電腦不夠用，就采購一批電腦，明天需要某個軟件，就安裝一種軟件，后天又需要上OA了，就上OA，屬于走到哪兒看到哪兒，沒有規劃。”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國產化中，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據悉，政府采購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如今，運用政府采購政策發展本國戰略技術及產業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運用的國際通則。

“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很多軟件個人使用非常少，都是軍政在推動，而國外的國產化推進，起步更早一些，格局沒那么被動。”上述上海某軟件行業分析師如是說。

實際上，從近半年來高層對軟件行業的支持來看，政府也正在適時扮演著 “第一客戶”的角色。不過，李戈舉例稱，美國城市人口與中國人口數量不能相比，美國政府的采購占比看起來很大，能夠很快解決企業生存擴張的第一需求，但在我國，這種采購目前看起來還遠遠不能解決企業的生存問題。換句話說，本土軟件最終走向成熟還是要靠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