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李澤民 發自博鰲    

每經記者 李澤民 發自博鰲

昨日（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正式開幕。在當天舉行的“人的城鎮化”分論壇上，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表示，“對于農民、務工人員、留守兒童、老人等問題，我認為還是要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

如果按經濟學家華生的觀點，就是需要市民紅利化。

此次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華生帶來了他最新的思考。

華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我國依靠轉型的紅利、市場的紅利和世貿紅利開啟了三個十年的高速增長，下一輪高速增長將依靠市民化的紅利。

工業革命開啟城市化進程/

NBD：你之前認為城市化轉型中面臨的“三農”問題，已轉變為農地流轉、農民離鄉務工、農地非農用等問題，那么歷史上城市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

華生：如果拉長視角來看人類歷史的轉變，可以說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就一直處在城市化的轉型當中。從人類進入農業社會開始，就有城市或城鎮了。當然，最初的城鎮并不在中國，也只有1000～2000人，在整個農業社會階段，城鎮人口基本上沒有超過社會總人口的5%。

城市人口的急劇變化是從18世紀工業革命后開始的。工業革命100多年后的19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達到14%，當然那個時候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西歐。再經過100年，到了20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達到47.2%。就在前幾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超過52%。聯合國預計到本世紀中葉的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的67%，到本世紀末，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的80%以上。

NBD：現在全球都處在城市化轉型期，中國的情況如何？

華生：在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18%，而目前按常住人口計算已達52.7%，按照戶籍人口算占比是35%，因為有大量農民工不在城市戶籍里面，但這個變化也是很快的。本世紀中國和全球一樣，都會實現城市化，這是一個必然趨勢。

美國有一位經濟歷史學家，盡量利用世界上已知的各種資料去還原人類社會的千年經濟史，他的成果被認為是從公元元年開始經濟史領域中最權威的。按照他的計算，中國從秦漢時期到1950年，按照1990年的國際元衡量，中國人均GDP沒有任何增長。不僅在中國，全球整個農業社會階段，世界上人均收入基本都沒有多少增長。從這個角度看，農業社會的發展應該說是相當停滯的，直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

NBD：在農業社會中，為什么全球經濟近2000年都不增長呢？

華生：因為農業社會有一個“貧困陷阱”（又稱 “馬爾薩斯陷阱”），人類通過種植、養殖使得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更多的剩余，然后會刺激人口的增長，人口增長后與土地資源條件不匹配，就會出現饑荒、戰爭和瘟疫，接著再把人口拉回到和資源相平衡的狀況上去。“馬爾薩斯陷阱”已被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中國是農業社會和農業文明的頂峰之一，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領先于全球的，所以“馬爾薩斯陷阱”在中國也表現得最為典型。

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早期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將變成一個由機器統治的大工業社會，但我們今天知道，實際并非如此。曾經農業產出占壓倒性，現在工業產出開始下降，服務業開始上升。所以，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以后，不是變成了一個工業社會，而是開啟了人類從鄉村社會走向城市社會的進程。

“東亞模式”成功靠市民化紅利/

NBD：你預計中國完成城市化需要多久？

華生：城市化正在以10年或100年為單位快速挺進，而且全球將在本世紀基本完成城市化，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日本、韓國相比，是比較慢的，后兩者起步后用30年就完成了城市化，同時實現了現代化的轉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就是城市化，因為沒有一個農業社會的國家能實現現代化。比如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化率達到75%～80%。

NBD：城市化轉型這么快，將來會是什么樣？

華生：城市化轉型中已經顯露出問題，這也是發達國家提出來的，像中國、印度這些國家，如果都向現代化轉型，地球的資源是不夠的。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發達國家的傲慢，他們消耗了那么多資源，到我們現代化他們說不行了。印度還沒有真正開始現代化，中國也剛開始現代化，但霧霾已經漫天了。如果發展到城市社會，會比農業社會更好嗎？有很多方面都不如農業社會，但讓現在的人回到農業社會，沒人愿意。

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包括亞洲、非洲，都會在本世紀內現代化，會對地球的生態環境和能源需求產生巨大沖擊。從這一意義來看，將來的人類會在一個更高的階段上回到祖先的狀態，回到“生存陷阱”里面去，人類擺脫貧困富裕了，但是生存問題仍然存在，與大自然的關系也依然是個問題。

NBD：之前有一些東亞國家被認為是發展的“奇跡”，你覺得他們成功的內因是什么？對我國推進城市化有無借鑒意義？

華生：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說，1950年以后，從低收入地區成功變成現代化高收入地區只有幾個，包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和中國香港特區，還有沙特阿拉伯。除沙特阿拉伯是石油生產國之外，韓國、新加坡都是東亞國家，所以有人把這個結果叫做 “東亞奇跡”或“東亞模式”。

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為什么能成功？這是我們最需要研究的。

市場經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像世界銀行報告所說，堅持市場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是必不可缺的，但它不能保證你追上發達國家，這是對國家能力和社會能力的考驗和挑戰，中國正面臨這個挑戰。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10年，我們是靠轉型的紅利有了這10年的高速增長。第二個10年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方向，是靠市場紅利。第三個10年是新世紀開始，我們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世界工廠，靠世貿的紅利。

現在靠什么？我的答案，也是上述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得以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靠市民化的紅利。只有上述幾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成功地在幾十年中，把大多數農業人口變成城市人口，同時沒有出現貧民窟，全部被城市吸納，這表明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農村的生活狀態也挺好，大部分人走了以后經濟也能發展起來，同時進城的人都融入城市，成為市民。

在印度、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一方面大量的農民在農村轉不出來，停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另一方面，進城的人進了貧民窟，加入不到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也在這兒。由于計劃經濟和戶籍制度，我們出現了“最不融入的城市化”。北京的戶籍，包括大城市的戶籍非常難辦，這對我們是最大的、綜合性的挑戰和考驗。

NBD：當初為什么唯獨東亞能做到，其他地區不行？

華生：面對這些問題，不是簡單從西方國家照搬經驗就行了，因為他解決的問題根本不是我們的問題。作為后進國家，我們想去追趕的時候，要清楚發達國家的哪些東西好，哪些是有問題的或者是搬不來的。

一方面，為了完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工作一定要細化，不能大概看一眼就發議論，然后大談土地權利、小產權房合法化、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反而漏掉了“人”這個主體；另一方面，要有一個宏觀的眼光，我們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歷史階段？個人也好，社會也好，國家也好，是不能超越歷史階段，擺脫歷史潮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給自己和社會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