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之二

美元地位逐漸衰落，歐元與人民幣地位逐漸上升，從而形成美元、歐元與人民幣三足鼎立、共同充當全球儲備貨幣的格局。國際貨幣體系多極化最顯著優點是在美元、歐元、人民幣各自發行當局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機制。如果哪種貨幣發得過多，那么市場會采用 " 用腳投票 " 的辦法，減持該貨幣而增持其他貨幣。這種競爭機制一方面能夠部分克服廣義特里芬難題，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儲備貨幣發行國在制訂本國貨幣政策時，不得不兼顧全球經濟對流動性的需求狀況。

不過，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所指出的，就系統的穩定性而言，多極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可能不如單極化體系，其原因在于，如果市場主體忽然之間都對美元失去信心，從而集體拋售美元資產、增持歐元與人民幣資產的話，那么一方面會造成美元劇烈貶值、美國長期利率上升，甚至導致美國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以及經濟衰退；

另一方面也會造成歐元、人民幣劇烈升值，通過出口渠道導致歐元區與中國經濟增速顯著下降。如何在引入競爭的同時維持系統的穩定性，是困擾多極化儲備體系的一大難題。

方向之三

在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之外另起爐灶，創建一種全新的超主權儲備貨幣。 2009 年 3 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公開提出，在國際儲備中擴大 " 特別提款權 " （ SDR ）用途，從而降低對美元依賴的建議，得到了包括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積極響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呼吁就美元地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問題等進行正式討論。

用超主權儲備貨幣來充當全球儲備貨幣，一來可以從根本上克服廣義特里芬難題，即將儲備貨幣的發行與任何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脫離開來；二來可以避免儲備貨幣發行國國內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負外部性；三來可以在鑄幣稅的分享與使用方面兼顧全球公平，因此是一種理想的改革方案。

然而，要從無到有地創建一種全新超主權貨幣，不但需要美國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做出重大讓步，而且需要全球各經濟體集體行動，創建類似全球央行的機構。可以想象，如此重大、復雜的改革必然需要經過反復、艱苦的博弈，很難在短期甚至中期內實現，因此只能成為一種愿景。

綜上所述，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三個潛在方向，既有著各自的獨特優勢，也具有各自的缺點。因此，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停止爭論，短期內形成共識的可能性也不大。不過，從深層次來看，這三個改革方向并不是相互排斥與替代的關系，很可能是相互補充的。

從時間維度來看，對現有體系進行修補、形成多極化的儲備貨幣體系、創建超主權儲備貨幣，更像是在短期、中期與長期內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不同層次的目標。從大方向上來看，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正在由一個國家主導向由多個國家甚至國家群體主導的體系演進。

中國作用

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中的話語權，完善金融安全網構建，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與各國經濟政策協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全球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分量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中國領導人曾表示，全球需要一個更多元、更均衡的貨幣體系，逐步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有助于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有利于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以有以下幾個途徑：

第一，積極發揮在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中的作用，提升話語權。推進落實 IMF 份額與治理結構改革，提升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為了體現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不斷上升的權重， IMF 董事會 2010 年 11 月通過份額改革方案，超過 6% 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國家和代表性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并改革董事會使其更具代表性，其成員全部由選舉產生。

改革完成后，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在 IMF 的表決權份額將增加 4.5%-14.3% ，其中中國的份額將從原來的 3.72% 升至 6.39% ，成為繼美、日之后的 IMF 第三大會員國。這是近 70 年來 IMF 最具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針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份額轉移方案。

目前，改革遇到了一定的阻礙，有關各方應盡力促使 2010 年達成共識的份額與治理改革正式生效，并積極準備 2015 年 1 月的第十五次全面份額評估。除了 IMF 之外，也要充分利用其他國際組織的平臺，如 G20、金融穩定委員會等相關全球治理機構，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促進全球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和全球金融穩定的議題進行討論。

第二，積極參與各層次的金融安全網構建。國際貨幣體系好壞的一個衡量標準是其面對危機時的韌性，而金融安全網則是危機發生時給予各國保護的重要屏障。中國應在全球、區域、雙邊等多層次全面參與金融安全網的構建。在全球層面，中國可以積極督促各方盡快完成 IMF 增資改革，擴大 IMF 的借貸能力，探索多樣化的危機救助方式。

在區域層面，繼續推進完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及亞洲債券市場發展，促進區域金融穩定。在雙邊層面，在現有的人民幣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基礎上，探索與更多國家簽署雙邊互換協議的可能性，進一步推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發展，在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的同時，探索促進雙邊金融穩定的渠道。

第三，積極參與國際儲備體系的改革。外匯儲備是危機發生時的緩沖墊，充足的外匯儲備有助于防范短期資本外逃的負面影響，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中國應當積極參與 IMF 的 SDR 改革，提升 SDR 作為儲備資產組成部分的作用，探索在美元為外匯儲備主導貨幣的背景下，如何使 SDR 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

作為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中國應當積極探索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形式，創新現有外匯儲備資產運用模式，在保證外匯儲備資產安全的同時，利用外匯儲備資產促進長期增長和國民福利。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使人民幣在外匯儲備多元化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四，積極參與各國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互利共贏，避免以鄰為壑。國際貨幣體系得以持續健康運行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是各國之間政策的協調。近期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與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再一次表明了國際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中國應當在國際政策協調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需要更加重視評估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效應、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分析實體經濟發展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性、評估各國金融穩定性、建立相關危機預警系統等機制。

中國應當在 G20 中繼續強化已經被寫入公報的政策溝通機制，確保各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他宏觀政策制定者有效溝通，保持謹慎調整態度，關注溢出效應，防止經濟政策調整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沖擊。

第五，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美元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有諸多弊端，而人民幣國際化則有助于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進而有助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應內外兼修。對內應當進一步改革國內金融市場，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培育與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相匹配的金融市場，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應進一步對國內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穩固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信心。

對外應當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形成雙向浮動機制；審慎、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雙向開放，避免過快開放資本賬戶帶來的沖擊；推動跨境貿易與投資的人民幣計價與結算，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和清算機制；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促進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

注：此文在《人民日報》2014年4月2日第23版整版刊發，轉載請注明出處。三位作者均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