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負債率可上升至60%

中國證券報：您怎么看待城鎮化投資建設資金問題？近期各界對于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擔憂正不斷加重。

王建:城鎮化投資建設資金其實不是問題。我的主張是，可多發一些債，而且應由中央政府擔綱主力。就全球范圍看，目前我國政府財政負債率，尤其是中央財政負債率其實很低，只有百分之二十幾，我認為中央政府負債率完全有空間上升，可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也不會產生太大風險。部分歐美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在80%-90%，日本更是達到200%。

這一輪城鎮化投資應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擔，投資一些民生項目、基礎設施等。必須注意的是，不能再走此前“四萬億刺激計劃”的老路，應將投資與消費有機聯動起來，避免造成新的產能過剩。2008年，我們擴大投資和產能，卻沒有想好這些產品誰去買。比如，為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居住問題，可由政府投資建設住宅，然后通過以租代售的方法消化這部分住宅。政府可發行10年、20年建設公債，然后在10年、20年后把房子出售給農民工，我相信這絕對是只賺不賠的買賣。

不可否認的是，以往的地方債，很多都是投資到當地基礎設施建設上，而且規模太大。但是，如果本輪我們能通過城鎮化建設徹底打開內需，使那些基礎設施都能運轉起來，此前債務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中國證券報：您認為民間資本在這一輪城鎮化投資中，應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王建：讓民間資本搞基礎設施投資是沒有可能的，但不是沒有他們的發揮空間。大規模城鎮化把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就會隨之產生一系列對服務業的需求，這就需民營資本進駐。

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費力

中國證券報：按照您的觀點，城鎮化投資建設需有強大的消費力配合，如何才能真正提升消費、刺激內需？

王建：我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產過剩，出現生產過剩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只有這樣，消費力才能提升。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一個是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過大。在經歷30多年改革后，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的矛盾已從生產流通領域轉向分配領域，需調整的是企業與居民及居民之間的分配關系，不是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如改革重點擺放不準，改革就難以收到明顯效果。

當然，收入分配改革需多方面配合，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首先就需要加快財政體系改革。財政體系改革又分為收入和支出兩個方面，財政收入方面的改革，要從現在的流轉稅變為直接稅，要讓財政能起到調節財富分配的功能。直接稅就是要以所得稅為主，由此調節收入分配。政府應向富人收稅，現行的所得稅主要是向窮人收稅。財政收入比重要提高，因為再分配要達到一定比重才能達到消除差距的目的。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再分配會占一半的GDP比重，而去年我國大概是23%。

財政支出方面的改革，主要體現在轉移支付方面。簡而言之，政府要舍得把錢拿出來給窮人花，比如通過社保形式或其他形式轉移給窮人花，要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社保體系。我們看到，在發達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三分之二的支出都是用在居民福利上，財政支出基本是福利性支出。我國現在的社保支出只占十分之一，按照50%的國際標準，仍需提高40個百分點。未來我國要建立以社保支出為主的支出結構，目前我國的社保覆蓋只在城市，還有八億農民沒有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