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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助理周云波:公權力不宜過分干預市場

2013-11-19 01:12:41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當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近日,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明確提出,下一步要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凸顯了“無形之手”的重要作用。

與之相關的是,比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國有企業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等多項配套改革也公之于眾。

恰好在這一時間節點,11月16日,第十三屆中國經濟學年會在西南財經大學舉行,參加此次學術年會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助理、經濟研究所教授暨博士生導師周云波正是長期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技術進步、收入分配與貧困等領域的專家,他欣然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獨家專訪。

在他看來,好的理念應在試點區域多推動幾年并讓相關主體充分博弈之后,才能顯示出真實的效果來,誘致性制度變遷要比強制性制度變遷更有市場效果,比如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后來也推動了城市經濟等系統性改革。

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指以微觀經濟行為主體(如農民、居民、企業等)、自下而上進行的一種制度變遷類型,它具有增量調整性質,是一種漸進的、不斷分攤改革成本的演進過程。

“市場”不再是工具/

《決定》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提法上的變化可能透露出幾個方面的信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一直是把市場作為一種工具來看待,但現在從《決定》中的這些提法來看,中央開始逐漸認識到市場不僅僅是工具,更應該是作為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周云波表示,這顯示出中央改革的決心及改革的力度都是空前的,那么下一步就看如何去落實這項制度了。

周云波還表示,三十余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絕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大家似乎都有了一種滿足感。從基層角度來看,改革的動力稍顯不足。

“中國過去的改革幾乎都是增量式改革,大多數的改革措施都是在不犧牲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實際上就是帕累托改進式的,這次改革則進入了深水區,可能會觸動很大,改革的難度會更大些。”周云波進一步分析稱。

公權力過分干預市場引發問題/

《決定》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一方面,政府的職責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比如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貧困人口救助、公共安全等。”周云波表示,另一方面,政府還有完善市場監管體系的職能,比如資本市場的監管問題。

那么,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去界定?周云波表示,坦率地講,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確實很難界定,比如有些公共服務可以由政府來提供。

實際上,現實的情況是公權力過分干預市場。周云波認為,當前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比如土地,這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再比如資本,過去買賣的資本價格都是政府定下的,目前雖然貸款利率放開了,但存款利率并未放開,計劃色彩還是較濃。

周云波表示,從這幾年實際調研的經驗來看,政府官員的權力過大,比如規劃問題,一個小區的規劃方案都是政府定的,開發商如果想修改規劃,要層層向政府重新報規,尤其是容積率的略微改動,對于開發商的收益可能會相差千萬元,拿出幾百萬元去行賄,開發商也會感覺很值得,但對于居民的利益損害是巨大的。

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成亮點/

隨著民營經濟的快速崛起,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成為中央政府堅持與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重頭戲”。

《決定》提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

《決定》還指出,“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此外,《決定》還要求“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周云波看來,這項改革算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最大的亮點,有助于增強國有資源的配置能力,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科技創新需寬松學術氛圍 /

《決定》指出,“建立健全鼓勵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體制機制,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周云波認為,所有的技術進步幾乎都是誘致性的,先是社會有了需求,才有技術進步,但不排除像喬布斯式的技術創新,可以引領社會需求,但真正了解這些市場需求的不是科學家而是企業家,這次中央再次強調企業在技術創新上的先鋒地位,應該也是考慮到了這一點。

昨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科技部官網了解到,近年來,我國科技研發經費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2012年全社會科技研發經費首次突破萬億元,其中企業研發支出占74%以上。研發人員總量320萬,居世界首位。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額超過6000億元,高技術產業產值預計突破10萬億元。

周云波表示,這些年來,我國的科技創新總體上比發達國家要差一些。技術進步應該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周云波進一步表示,重大的基礎科研成果需要時間積累,是一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短期內難見效果,這需要寬松的學術氛圍,莫言為啥能摘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寬松的環境非常重要。

前不久,科技部部長萬鋼亦曾指出,人才培養離不開良好的環境。最重要的是寬容失敗和誠信。從某種意義上科學研究沒有失敗。即便沒有成功,起碼告訴你這條路走不通,離正確就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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