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孫嘉夏 實習記者 李彪 發自重慶 北京    

專家訪談

避免收入“被增長”政策需向底層傾斜

每經實習記者 李彪 發自北京

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保持著較快增長，數據顯示，1979年~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達到7.4%。

然而，數字上的較快增長，與人們的實際感受似有偏差，一時間“收入被增長”、“只感到通脹，沒感到增長”等成為網絡上熱議的話題。

為什么很多人感覺收入 “被增長”？如何將收入增長真正落到實處？帶著這一系列的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了多年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

溯源：高收入人群拉高增幅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處于怎樣的水平？

夏學鑾：首先對企業退休職工來說，目前，在領取基本養老金的退休職工群體中，大部分是上世紀50、60年代參加工作的人，與后來參加工作的人相比，這個年代的人屬于低收入人群。但是，我國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金已經實現了9連漲，使得他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還有就是事業單位的退休養老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上漲過2次。另外，在職職工收入的提高步伐也差不多是在同步進行，政府多次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具體的表現。

我覺得國家在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NBD：從您所列舉的幾個方面來看，我國居民收入一直在不斷提高。但是，社會上卻出現了收入“被增長”的說法，您能分析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夏學鑾：社會出現收入 “被增長”的情況，實際上是網友的一種調侃，之所以會產生“被增長”的感覺，是因為增長的工資幅度沒有物價提高的幅度大。舉個例子，可能是工資上漲了10元錢，而物價上漲導致的支出增長甚至超過10元錢，這樣就感覺不到增長。

在漲工資方面，是高收入人群上漲得多一點，低收入人群上漲得少一點，從表面上看，工資上漲的力度很大，但是一般低收入人群感覺不到。比如說一個人漲1元錢，另一個人漲99元錢，算成平均漲幅是50元錢，這對于上漲1元錢的人來說，就會產生“被增長”的感覺。

解法：注重更有價值的個體增長

NBD：最能感受到收入 “被增長”的主要是哪些人群呢？

夏學鑾：從近幾年來看，一些“壟斷”行業工資增長要相對多一點、快一點，一般的工薪人群，特別是服務業漲得就相對慢點，而農民工工資上漲速度就更慢了。

NBD：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您認為如何使增長落到實處？如何避免再次陷入“被增長”問題？

夏學鑾：一些業界專家在相關研討會上就曾提出，我們的收入倍增應該是個體的翻倍，例如個體工資由100元漲到200元，而不是總體工資由1萬億元漲到2萬億元。如果要想收入倍增落到實處，就要按照個體來計算，這樣的翻倍才有意義，要不然就可能出現收入“被增長”的情況。

在我們國家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急切需要的是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進行提高，這是最主要的任務，在當前來說，這個群體也是最大的。

NBD：實現個體收入倍增的難點在哪？

夏學鑾：個體計算會很麻煩，實現個體收入倍增操作起來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我們可以對個體工資進行歸類，將工資劃分為幾個等級，進行范疇化，這樣的話也更容易操作。

同時，不能對收入倍增進行機械性理解，對于低工資的群體，進行收入的倍增、3倍增長都可以，低工資群體要多增，高工資群體則可以是半倍增。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一些小的民營企業職工漲工資可能更難，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增長情況好控制，民企更多只能看公司效益。如果要真正實現個體收入的倍增，則需要對中小型民企進行一些政策上的傾斜。

評論

破解“收入差距過大”應完善分配基礎性制度

◎庹國柱 （首都經貿大學農村保險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已經成功脫掉了貧窮、落后的“舊帽子”，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2011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達到了5432美元，正在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的同時，我國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折射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緊迫性。

收入分配改革可謂涉及每一個群體的利益，其復雜性不言而喻。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10年未能出臺，真正原因在于利益博弈激烈。早在2004年，國家發改委、人社部、財政部等部門，就共同啟動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并在數年間多次上報、修改。隨后幾年，就有多次關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臺的民間預測時間表，最終都破滅。

今年2月初，國務院正式批轉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

無論是一次分配還是再分配，要想突破利益關系掣肘，需要加強完善收入分配的一些基礎性制度，才能有效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首先，建立完善的收入登記制度，解決灰色收入問題。當前，我國居民的個人收入記錄和統計體系依舊不健全，稅務部門難以掌握到居民的實際收入情況，這將給灰色收入留有巨大的生存空間，由于其數額巨大，嚴重制約了稅收調節在縮小收入差距中發揮的作用。為此，政府應該規范現金管理制度，實施強有力的收入監督和懲處機制，使居民收入更加陽光化，提高稅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其次，進一步加強權力監督，遏制“尋租”現象的出現。避免“權錢交易”，阻礙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和落實。

最后，提高勞動者的話語權，建立勞動報酬的相關協商機制。在勞動者求職過程中，由于缺少可靠的工會作為支撐，勞動者在爭取薪酬待遇、個人利益等方面，一旦與所在企業發生對抗，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這將不利于勞動者積極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應該建立起一種相對完善的工會制度，建立提高勞動者報酬、促進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勞動報酬協商機制。

每年有大量屬于農民的土地被低價征用，然后由政府轉手高價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再通過房地產開發賺取巨額利潤。在這個利益鏈里，農民只能獲得5%~10%的土地收益。所以，破解這個難題，必須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交易中的收入，既能真正解決房價居高不下的問題，也是在一次分配中體現公平的重要途徑。因為這個題目中涉及數以億計的需要大大提高收入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