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口形勢惡化和內需穩定的情況下，盡管投資成了經濟增長一個可調控的變量，但由于4萬億刺激計劃后遺癥尚未完全消退，因此眾多專家均認為今后宏調的基調仍應致力于在控制物價上漲與保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

世界銀行昨日 （11月22日）表示，中國今年GDP增長將達到9.1%，2012年將放緩至8.4%。隨著中國內外需求的“循環調節”，預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將更趨平衡，而更少地依賴于投資、出口等要素拉動。

但相比世行勾畫的美好藍圖，市場更期待從決策層傳來佳音。大約兩周之后，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將召開，屆時，明年宏觀經濟調控基調將初步明朗，有關控通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取舍之道也會浮出水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目前各機構對于明年CPI和GDP兩大核心數據的研判分析，明年中國經濟或許將面臨經濟增速繼續回落、通脹壓力下滑的“雙低形態”。

站在這一十字路口，政策調控無疑需要在保增長與穩物價的博弈中謀求平衡。基于對經濟形勢和風險的預判，眾多專家均認為明年調控不宜有大動作。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建議：“宏觀調控政策應體現它的前瞻性和靈活性，今后一段時間宏調基調應致力于在控制物價上漲與保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適當平衡。”

經濟增長或重回“8”時代

從目前情況來看，各個機構均認可經濟增速仍將繼續放緩。出口、投資和消費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明年很可能出現出口和投資放緩而消費保持穩定的局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預計，今年全年GDP增速為9.2%。該中心教授李稻葵同時表示，由于房地產的調控和地方融資平臺的整理，2012年GDP增速可能只有8.5%。

今年以來，中國GDP增速一直持續放緩。貿易數據也顯示，外需疲弱導致中國10月出口增幅意外降至8個月來低點，并連續兩個月低于20%，10月貿易順差亦遠不及預期。

由于中國目前仍是以投資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模式，經濟學家們認為，投資將會是中國經濟下滑的最主要風險點。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報告》也預期，明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將微降至16.5%；而固定資產投資將由今年的增長25%放緩至增長20%。

由于受到4萬億刺激計劃的作用，我國投資增速于2009年9月達到最高點36.2%，其后逐步回落至今年10月的24.9%。在2011年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上，國研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是需求增長速度相對萎縮，特別是投資增長速度相對收縮。”

盡管明年經濟增速終值最終直接取決于投資這匹快馬，但來自業界的觀點普遍認為，政府不會因擔憂經濟下滑而再次出臺大規模的刺激計劃。

中國人民大學新近發布的報告認為，考慮到2008~2010年大規模刺激計劃帶來的強烈后遺癥等因素，2012年不宜出臺新的大規模刺激計劃，特別是簡單化的、重復性的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不應出臺。該報告還稱，消費在整體經濟回落的背景下難有實質起色，可能出現名義增速回落而實際增速略升的情況，對GDP的貢獻率將與今年持平。

政策調整需考慮動態平衡

雖然明年中國經濟或將再度迎來放緩，但從眾多接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的表態來看，明年經濟調控基本不可能顧此失彼，即便低通脹與低增長并行，決策層也會謀求動態平衡而不會僅提拉一邊。

在整體需求偏冷的基礎上，明年通脹回落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世行報告預計，未來中國的通脹問題將逐漸“消退”，但仍會維持一段時間的上漲勢頭。預計2011年整體的CPI水平將達到5.3%，2012年將回落至4.1%。中國學者則更加樂觀，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給出的明年CPI預測值為3.3%，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更低，為2.8%。

物價回落速度加快變相增加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懸念。有觀點指出，決策層可以加足馬力保證增長，具體措施便是通過下調存準率或者降息來盤活市場信貸。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過去幾個月來通脹下行的態勢基本確立，為支持增長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間，如果外部沖擊擴大，政策調整的力度還會加強，對經濟增長將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

不過，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稱，雖然通脹指標已經調頭向下，但這種回落勢頭是不是具有穩定性，還需審慎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提醒說，“當把以收入分配為代表的其他矛盾放在統一的大棋盤中加以考慮時，會看到經濟增長相對于物價水平而言，物價水平仍是擺在前位的。”高培勇告訴記者，2011年以來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是財政積極、貨幣穩健的組合，這一格局可以做局部性的微調，但不宜做大的變動。

中國人民大學的報告也認為，2012年貨幣政策應當從年初的 “定向寬松、總量微調”的定位向“總體寬松”的定位逐漸轉變，不宜在短期內進行大幅度根本性調整。

李揚在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上提到，保證經濟增速只能從投資下手。“投資中真正可能采取措施的是基礎設施和住房。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如何處理好支持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地方融資平臺就成為了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