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實習記者  何珺  發自北京

        2008年7月，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林改之后，林農有了相對的林業經營自主權。但《森林法》規定，林農砍伐林木不但需要層層申報，還需受木材采伐指標限制，因此阻礙了林農增收，影響了林農種樹的積極性。

林農：采伐指標一證難求

        據地方政府公開信息顯示，在很多地方，農民申請林木采伐證需經過多級領導申批，還需準備林權證、伐區調查設計文件、年度木材生產計劃等一系列文件，同時要繳納數十元甚至近百元的“兩金”（育林基金、維簡費）。更重要的是，即使農民弄明白了這些繁瑣程序，繳足了費用，也未必能辦下采伐證。

        河南省造林大戶李鵬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河南三門峽、洛陽等地黑市買賣采伐指標的現象很常見，每立方米指標能賣到100元至200元，而林農自己卻很難申請到指標。“木材販子總是主動和農民聯系，哪個農民木材價格低，他們就拿著搞到的指標去砍哪家的樹，一般每立方米五六百元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來，能以每立方米1000元左右的價格賣出去。”

        素有林權制度改革先行者之稱的福建省，也存在林農申請不到采伐指標的情況。王先生的家人在福建龍巖市開有一家年產200萬株杉木苗的育苗場，他透露，當地直接去申請采伐證的多半不是林農，而是一些從事林木相關貿易的商人。如果林農去申請，獲批的數量比較少，手續也繁瑣，大多林農甚至都不太清楚如何辦采伐證。

        一家園藝公司的負責人翁先生也向記者透露，現在辦采伐證“有點難”，要和林農和林業局都“搞好關系”。

林業部門：制度正在改革

        采伐證成了香餑餑，是否因為國家分配的指標量不足所導致？

        談到指標分配，福建省林業廳林政處一位胡姓工作人員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透露，福建省一年商品材的采伐指標在1700萬立方米左右，還是比較充足的。在指標不夠用的時候就按林木年齡大小進行排序，年齡大的優先安排。“現在已經有一些縣對指標分配方法進行改革，指標（分配）和申請（之間如何協調）處理得比較好。”

        也有林業系統的工作人員表示，絕對不可能存在買賣指標的情況。湖南臨湘市聶市中心林業站站長龔朝輝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國家的指標都入村到戶了，有些人所說的“一立方米指標賣100元”是有所誤解，100元左右應該指的是辦理指標所需要交的“兩金”數額。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的采訪中，福建泉州德化縣林業局的曾先生稱，每年的木材市場行情決定了申請采伐證的積極性。“行情好的年頭下面都爭著要指標，縣里把指標分到鄉鎮后，鄉鎮再往下分的時候常常不夠合理，把大部分指標分給鄉辦林場和鎮辦林場，而一般林農分到的指標很少，所以現在指標分配改成電腦排序和抽簽決定了。”曾透露，最近福建省林業廳也來縣城調研，征求采伐制度改革意見。

專家：采伐制度應放寬

        如何真正做到把山林的經營處置權交給農民，疏通農民的增收渠道？專家們提出的具體建議各有不同，但指導方向卻出奇的一致，對商品林的采伐制度應當放寬。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告訴《每日經濟新聞》，重要的是把林木處置權徹底還給林農，既允許他們種樹，更要允許他們砍樹。采伐的限制導致農民鋌而走險盜砍濫伐，而農民一砍樹就被上綱上線，自然沒有動力再去種樹。鄭因此建議取消采伐限制。

        而中國林科院副院長蔡登谷在接受采訪時則認為，全盤否定限額采伐制度是不正確的，森林限額采伐有效地遏制了森林資源的過量消耗，目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完全取消采伐證。他表示，林權改革后采伐制度的改革也將有所突破，國家正積極研究采伐限額改革的問題，未來可能將采伐限額的標準放寬到5年或10年，讓經營者在一定年限內自主決定每年的采伐量。

        “大樹基金”發起人、知名環保人士馮永鋒則認為，采伐指標或采伐證并非問題的根源，關鍵是農民沒有機會參與采伐制度管理，而行政部門在執行管理上又顯得很無力。他建議，以村民入股等形式使林農參與管理，將采伐制度由硬性指標分配向指向性引導的方向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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