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劉雅玲    每經編輯｜劉艷美

過去的2021年，被稱為我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元年”，“反壟斷”這一概念前所未有地進入了公眾視野。

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最近披露的數據，2021年全國查處各類壟斷案件175件，同比增長61.5%，罰沒金額235.92億元，比2020年度增加51.4倍。其中重點查處的“二選一”平臺企業壟斷行為，要數阿里巴巴和美團的處罰力度最甚，兩家合計被處以罰金216.7億元。

8月1日，新修訂的《反壟斷法》正式施行，互聯網的秩序重構有了新的規則。7月31日，北大國發院“平臺經濟創新與治理”課題組舉辦專題研討會，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航從反壟斷背后的經濟學原理出發，剖析了平臺經濟壟斷問題的內外因素。

根據信通院2021年5月發布的《平臺經濟與競爭政策觀察》，我國平臺經濟細分市場存在的“壟斷”現象，包括即時通訊、移動支付、搜索引擎、網絡音樂、網上外賣等細分市場的CR4（集中度指標，反映一個行業的壟斷程度）均超過90%，而網約車、網絡零售、娛樂直播等市場的CR4也均在80%以上。

針對這一現象，劉航指出，“這并非中國獨有，在美國，以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GAFA）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同樣占據了非常高的市場份額。”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平臺經濟反壟斷已經是一種常態。

為什么很多互聯網平臺企業都會存在“壟斷”現象？劉航認為，“根本在于其主要經濟驅動力是網絡效應”，他進一步解釋，“平臺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會形成一個網絡，能為用戶帶來額外的價值。”換句話說，平臺中用戶的收益會直接受到用戶數量的影響，用戶數量越多，用戶從平臺中獲得的好處也就越大。

在此基礎上，他將網絡效應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類型，前者是同類用戶間的網絡效應，如微信這類社交軟件，用戶數量越多，用戶之間的溝通成本越低，聯系的便捷性與滿足感越顯著；后者是不同類用戶間的網絡效應，包括網絡零售平臺的賣家與消費者、網約車市場的司機與乘客等平臺，消費者數量越多，賣家的收入越高，賣家的數量越多，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便越豐富。

網絡效應是平臺經濟中壟斷現象頻現的最直接原因。根據網絡效應的分類，可以看到網絡效應在現實中的三種表現形式。“梅特卡夫定律”，可以解釋微信這類平臺出現壟斷結構的原因：同類型用戶數量越多，網絡價值便越大，從而越會吸引新的用戶加入平臺；“需求端的規模效應或規模經濟”，可以解釋平臺企業以短期低價或者補貼策略吸引用戶加入的動機，平臺希望以此發揮需求端的規模效應，進而實現平臺利潤的最大化；“雙邊市場的正反饋機制”，則說的是平臺促使買賣雙方不斷形成正反饋機制，這種“互動”將導致市場上出現少數幾家平臺占據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壟斷結構。

在劉航看來，要約束平臺企業的壟斷行為，需要“對癥下藥”。不同的平臺企業，有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產業組織形式，相應地會提高反壟斷的復雜性。因此，劉航表示，“解決問題的關鍵，需要仔細分析平臺經濟中具體市場競爭環境。”

與此同時，劉航也提出三大“常態化監管”的實施路徑：一是制定清晰、明確的剛性規則，主要針對數據安全、用戶隱私保護等底線問題，現有包括《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二是讓監管部門與平臺企業協同，政府發揮協調的作用，利用平臺所擁有的數據、技術優勢，提升平臺服務效率。三是制定有判定壟斷行為的量化指標，此前，我國修訂出臺的《反壟斷法》《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都屬于此類路徑。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_501709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