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譚浩俊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在4月7日國新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健全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逐步提高其占稅收收入的比重，有效發揮直接稅籌集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的作用，夯實社會治理基礎。

先進的稅收治理體系，必然會把直接稅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穩定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提高直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且依據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收入情況變化，及時調整相關的稅率和征稅范圍，可以有效避免稅負不均等問題。

“十三五”時期，通過不斷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完善稅收治理體系，建立現代化的稅收征管機制，現代稅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經搭建起來，接下來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圍繞基本框架，把重點轉向稅制改革、稅收體系健全、征管方法完善等方面，把提高直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作為改革和完善的重點，更好地讓稅收制度與經濟發展協調運行，讓稅收與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稅收對經濟調控的作用更大。

實際上，在間接稅比重還比較大的情況下，稅收制度對企業和經濟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尤其是增值稅，很難起到推動企業創新、激勵居民創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還會遏制企業的創新和居民的創業熱情。即便各級采取了稅收優惠等方面的手段，但仍然難以消除企業和居民對稅收的顧慮。

筆者認為，接下來可以從所得稅、房產稅、遺產與贈予稅等方面入手，加快改革進程。

凡是創新型企業，他們的初始投入都是非常大的。如果在這一環節征收較高比重的稅，就會嚴重遏制企業的創新。反之，如果降低增值稅比重，把該留的稅全部留在企業，讓企業用于創新、用于再生產、用于發展，帶來的增量稅收、直接稅收會大得多。因為企業能夠拿出更多的財力來用于技術創新、產品研發，就能比較快地產生效益，不僅可以讓企業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也能讓投資者具有更強的投資信心，從而進一步激發企業的創新熱情，激勵企業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從個人所得稅來看，需要完善和提升的是，如何按照一個家庭的總收入確定個人所得稅征收辦法。因為，單憑一個人的收入征稅，很容易掩蓋掉家庭其他成員的收入狀況，以及家庭贍養人口的情況。如果一個人的收入很高，而家庭其他成員的收入很低，只征收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就顯得不夠公平。

此外，房產稅立法已是大勢所趨。前提是，如何改，如何才能真正達到效果。房產稅立法，不在速度，而在效率，在于政策出臺之后，能否對房地產市場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才是關鍵。而按照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一些地方的試點，效果并不明顯。因此，需要進一步地深入調查和認真分析。

除此之外，遺產與贈予稅也可以納入到立法范疇，至少應當有明確的立法目標。筆者建議，通過起征點的設定來降低立法推進難度，且不同城市起征點應當不同。如可以把起征點放在新房均價乘以100平方米以上，那么，無論是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都不會誤傷剛需。且在征稅時，需要按照超額累進稅率計算，最高的稅率可達30%以上。如此一來，對保障財富分配公平，是有很大促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