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杜恒峰

近日，“500萬元經營貸因違反貸款用途被提前收回”的報道引發極大關注。報道稱，一份歸屬地為上海的《個人貸款提前收回告知函》顯示，由于被查出“未按約履行借款合同第四條貸款用途的相關約定”，一股份制銀行宣布一筆貸款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在3月底之前歸還全部貸款本息。若未在限定時間內歸還，將構成逾期并產生罰息。

沒按照約定使用貸款，那就是違約，銀行本就該收回貸款，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如此簡單的邏輯，在現實世界中卻并不是總能奏效——經營貸挪用于炒房在實際情況中確實存在，此前也有媒體多次進行報道，但銀行直接收回貸款的案例還是首次公開。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對銀行來說，約定貸款用途是為滿足風險控制和監管要求，但最終真正考核的是貸款能否按時收回本息、貸款分類是否正常，對很多極為分散的小額貸款來說，要真正厘清每筆貸款、每一元錢的用途成本很高、難度很大，如果還要收回不符合規定的貸款，就意味著損失已有的收入，造成部分資金閑置，對銀行來說也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具體到經營貸，這類貸款主體多為個人和小微企業，通常都需要足值的抵押品，銀行只要做好了抵押品管理就等于守住了風險底線，本該更為重要的第一還款來源（利潤或現金流）反而成了次要指標。無論是貸款從借款人賬戶出去，經過他人/企業在其他銀行的賬戶過手一遍，或是通過“注冊殼公司-民間借貸全款買房-房產抵押給銀行做經營貸-貸款用于償還民間借貸”這樣的操作，銀行都很難掌握貸款的具體流向。

房產是過去20年表現最好的大類資產，以至于炒房被不少人視為穩賺不賠的買賣。但房產價值大，交易環節成本高，只有配合較高的杠桿放大收益，才能獲得理想回報，所以歷來房產調控都離不開金融調控的配合。除了常規的首付比例、差異化利率等手段，去年以來，房抵貸、經營貸、消費貸等也被多地納入嚴監管范疇，比如今年1月，上海銀保監局明確要求，轄內銀行要倒查半年相關業務，對去年6月以來發放的消費類貸款、經營性貸款以及個人住房貸款全面自查，并首次公開提出攔截機制，而這一政策也被視為上述貸款被收回的大背景。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表示，房地產領域的核心問題還是泡沫比較大，是金融體系最大灰犀牛。

去年疫情期間，為了支持實體經濟，不少銀行推出了低息的經營貸產品，一些地方則推出了經營貸貼息政策，優惠后的經營貸年利率低至3.8%左右，而房貸利率普遍在5%以上，低息經營貸流入樓市本質上是對公共資源的掠奪。無論是為了控制樓市“灰犀牛”，還是為了金融資源的公平配置，經營貸違規使用的積弊都應該被立即革除，收回貸款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對破壞合約的不誠信行為還應有其他懲戒措施：如享受了優惠利率，當退還這部分優惠；對于違約主體，還應計入征信報告，限制其獲得金融支持的能力。當套利者的潛在風險大于潛在收益，套利空間自然也不再存在，經營貸方能真正回歸到“經營”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