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杜恒峰

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堅固戰線已經形成：在前方，數以萬計的醫護人員與病毒搏斗;在后方，則是十幾億人“宅家”，“不出門不添亂”已是共識。面對無孔不入的新型冠狀病毒，人與人之間的坦誠和互助，信息的絕對真實和及時，是“戰疫”獲勝的必要條件。

但再堅固的防線，也害怕那些不起眼的漏洞，因這些漏洞可能讓無數人的努力付諸東流。最近幾日，有幾條新聞引發所有人的憤怒：山東一名患者故意隱瞞旅行史和接觸史，致使68名醫務工作者和其他49名人員被隔離;四川一名69歲男子有意隱瞞行程，多次在外活動，密切接觸群眾100余人，包括30多名醫護人員;長春一名確診病例故意隱瞞在重點防控地區工作生活經歷，且多次主動與他人密切接觸、就餐，導致5人直接感染，多人被隔離觀察;福建一位武漢返鄉男子謊稱菲律賓回來，多次參加宴席，導致4000余人居家觀察。

防控疫情何其難，謊言的代價何其大!

誠實與謊言，其回報和代價清楚明了：誠實告知有利于自身及時獲得醫療救助，也有利于親友健康;隱瞞自身狀況拖延救治于己不利，更可能危害家人和社會。既如此，為何上述案例的“主角”們卻作出了撒謊的選擇?他們或是抱有僥幸心理，認為自己不可能被感染，或是害怕被隔離，或是擔心遭到他人歧視，甚至可能是出于惡意。

“毒王”“行走的病源”這樣的道德譴責，無法讓這些人放棄僥幸心理或者惡意。讓法律的權威處處彰顯，讓扎實有效的疫情防控手段落地，才能堵住這些防不勝防的“漏洞”。

在2003年“非典”時期，“兩高”曾聯合出臺一份解釋，其中明確，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相關規定，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今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通知，要求嚴懲患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以及疑似病癥故意傳播病毒、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治療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

2月4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就對多次隱瞞疫情發生地行程和發熱病情的范某芳，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立案偵查。危害公眾安全，法律的懲處必然不會缺席。當此關鍵時刻，司法機關當從快處置一批典型案例，為疫情防控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法律有強大的震懾作用，但違法案例終歸無法完全杜絕。疫情防控容不得有任何漏洞，要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動權，只能靠相關部門提高主動性。

一方面，現有的技術手段應當發揮切實作用，比如從大年初一到現在，尋找動車、航班同行者的各種文章刷屏，但火車票和機票早已實名制且備有旅客聯系方式，數據分析顯然是比人群轉發更有效的手段，但這要求各個部門之間打破“數據孤島”狀態，如此也就能杜絕那些故意隱瞞自己行程的情況。另一方面，基層工作者應當注重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對那些抱有僥幸心理者，工作人員應當詳實告知其面臨的潛在法律風險和健康風險;對那些擔心自己被隔離被歧視的人，則應當做好心理疏導工作;對于拒不配合的人，更應當及時通知司法機關介入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