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歡 蘇娜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隨著國內眾多城市迅速發展，世界城市正在邁入“中國世紀”。

此前，國際管理咨詢公司A.T. Kearney（科爾尼公司）發布《2019全球城市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城市的綜合指數排名平均得分增長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而在潛力城市排名中，增長速度更是歐洲城市的3.4倍。

截止2018年，中國的“萬億俱樂部”城市已經擴容到16個。在經濟體量崛起的同時，這些城市也開始放眼世界，提出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以成都為例，2017年其在《成都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送審稿)》中，正式提出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城市的新目標。

當時在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要打造世界城市的，還有北京、上海和廣州，其定位分別是“具有廣泛和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卓越的全球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型全球城市”。

世界城市應該有什么樣的構架？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告訴我們，“要成為世界城市，每一個規劃方案都要處理好城市病，處理好了，這個城市就是世界級的。”

隨著中國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推進，在人口和產業加速集聚的過程中，城市擴張似乎已經成為必然。縱觀上述提及的城市，在規劃建設中，加快城市布局的調整，建設新城新區幾乎是共同的選擇。

在早期的觀念中，新城的核心作用僅僅是為了疏解城市核心區功能產業及人口。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國城市更多地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在通往世界城市的進擊之路上，新城扮演的角色需要重新定義。

傳統意義上的“疏解者”

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從本質上講，世界城市是全球戰略性資源、戰略性產業和戰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也是城市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統一體。目前，西方社會比較公認的四座世界城市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

回顧它們的發展歷程，城市升級往往伴隨著新城的建設。1945年，英國出臺《新城法》（New Town Act），并在次年掀起了長達近40年、包含28座新城的新城運動。

美國的新城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英國新城運動的影響。當時美國經濟正經歷戰后的空前繁榮時期，私人轎車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建設以及郊區良好的生活環境都促使美國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傾向于選擇在郊區生活。

無論以上哪種情況，最初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大城市累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各種資源緊缺、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而在國內，改革開放40年間，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飛速推進，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逼近60%，同樣的問題日漸顯現。

拿成都來說，作為單中心城市，成都的功能高度密集在中心圈層，虹吸效應比較明顯。近20年來，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僅2010～2015年，成都每年城市人口增長50萬人，主要集中于一圈層。

根據測算，到2030年，成都市經濟總量將達3.8萬億元，人口規模也將突破2200萬人的承載極限。因此，在人口加速集聚的過程中，城市擴張已經成為必然。

2017年，成都在確立“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城市”新目標的同時，也提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城市空間發展戰略。

牽牛鼻子的“東進”，規劃范圍面積3976平方公里，約占成都市域總面積的28%，遠期規劃總人口800萬，城市常住人口740萬。

由郊區化演變的“新能級”

雖然郊區化解決了大城市人口過度擁擠和產業過于密集等問題，但也給城市發展帶來了諸如中心城區出現衰敗等新的問題。如何平衡新城與中心城區之間的關系？巴黎的經驗是發展多中心格局。

曾經一度是單中心發展的巴黎，在19世紀中后期，經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后，開始顯現出各種“大城市病”。這之后巴黎開始對城市規劃進行調整：

先是在城市中心區周圍10-30公里的圈層，確立了包括拉德方斯在內的9個副中心，打破原有的單中心發展模式；

后在這些副中心的南北外圍，沿塞納河、馬恩河、盧瓦茲河河谷方向擴展，設立了納塞爾、伊夫林等5個新城，形成兩條平行的城市發展主軸，引導和規范城市空間的增長。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長于“快速模仿”戰略的日本，在向倫敦、巴黎等西方城市借鑒建設經驗后，東京大都市圈內的池袋、澀谷和新宿等原來東京的郊區城市，也被“提拔”為11個副中心。

與為城市中心提供居住環境的“睡城”、接受其輻射而發展的“衛星城”不同，這些新城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探索既與當地條件相適應、又能反哺城市中心的經濟發展模式。

和巴黎一樣，從建城至今，成都的城址、中心都未發生過遷移，西臨龍門山、東緣龍泉山，位處兩山之間的平原地區，是單中心發展的模式。而“東進”使成都翻越龍泉山，從“兩山夾一城”變為“一山連兩翼”。

著眼未來50~100年發展，“東進”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重心東移，培育城市的新動力。目前，“東進”一批產業發展規劃、功能區總體規劃等已經編制完成，包括航空航天、智能裝備、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等重點產業。

世界級城市群的“推動者”

隨著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被廣泛使用，新城在城市群內重新定位自身，尋找與主城協同發展的方式。

其不僅可以承接大城市核心區域功能和產業疏解，而且依據其地理位置的不同，或可成為都市圈內多中心布局的一個中心，城市群內部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屬于東京都市圈的琦玉和千葉正是此類——有人分析，其工業時代的增長速度就已經超過東京，因此，其實則是為城市群帶來了新的資源而非單單是為東京“引流”。

同樣的道理在成都的身上一樣適用。東部新城的建設除了從自身發展需要考慮，背后更是：成渝相向發展的大格局。

成渝城市群空間格局示意圖 圖據《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

當城市群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競爭中的新單元，北有京津冀，東有長三角，南有粵港澳，西部也需要一個世界級城市群的崛起。

2016年4月，國家發改委批復通過了《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以成都、重慶為核心，成渝城市群擁有近1億人口和近6萬億元經濟總量，覆蓋共18.5平方公里面積。

和國內其他城市群相比，成渝城市群算是較為特殊的一個：雙核心城市群。這兩個核心城市定位都是國家中心城市，都在沖擊“一線城市”地位。

從全球城市群發展歷史看，沒有作為世界城市的核心城市，就談不上世界級的城市群。這正是為什么成都要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遠景目標。

在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被認為是全球最權威的世界城市排名——《世界城市名冊2018》中，成都排名已上升至71位，升至Beta+。

可以說，世界級城市群的使命，決定了成渝兩地間需要構建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分工協作，相向而行。而東部新城，正是“相向”發展的紐帶和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