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劉晨光 吳澤鵬    每經編輯｜魏官紅    

伴著星辰夜色，陳穎（化名）和丈夫從天津出發。那是正月初七，新年的余味還未散，夫婦二人便從天津開車到北京通州，去一家治療不孕不育“十分有名”的醫院。他們早上7點多到的醫院，但陳穎說：“檢查的隊伍已經排了二三百米。”

實際上，陳穎夫婦只是全國眾多“不孕不育”家庭的一個代表。數據顯示，在我國，像他們這種無法通過自然方式懷孕的夫婦不在少數，目前有超過4000萬對夫妻面臨生育問題，而情況還有加劇趨勢。有報告指出，我國不孕癥患病率預計將從2017年的15.5%增加到2023年的18.1%，全球不孕癥患病率預計到2023年將上升至17.2%。在龐大的基數下，預計全球輔助生育市場在2023年將增長至318億美元。中國的輔助生殖服務市場同樣增長迅速，已由2013年的115億元增加至2017年的221億元，相當于復合年增長率17.7%，預期中國輔助生殖服務市場于2023年前增長至527億元。

但是，即便是目前技術最前沿的試管嬰兒，成功率高時也僅為40%~60%左右，也有部分經濟條件好的家庭選擇到海外進行治療。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稱，2017年約7200名國際患者前往美國尋求輔助生殖服務，其中62%的患者來自中國。

巨大的市場空間也形成了上中下游產業鏈，但不可忽視的是，輔助生殖行業是一個政策屬性較強的行業，行業發展階段與政策緊密相關。在下游鏈條中，民營醫院依然占據較小的比重。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國生殖中心共約451家，其中公立生殖中心約409家，占比約91%。

●漫長的“試管嬰兒”路

看著同齡人有了孩子，陳穎心里也不是滋味，尋遍家鄉本地的中醫院和嘗試各種偏方都無濟于事后，2018年初，忐忑的陳穎夫婦前往北京嘗試新的方式——試管嬰兒。

事實上，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和輔助生殖治療，相比前兩種治療方法，輔助生殖具有更高的妊娠率。臨床數據顯示，不孕不育患者中至少有20%的夫婦，必須借助輔助生殖才能實現生育，輔助生殖技術已經成為治療不孕不育的主流技術。

陳穎所選擇的試管嬰兒，便是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也是最受歡迎的一種，其市場占比在50%左右。除此之外，主流的輔助生殖技術還有人工授精和凍胚移植技術，前者比例已逐年下降至20%以內，凍胚移植占比則接近25%，且在逐年增加。

截至目前，試管嬰兒技術已經發展了三代，目前中國試管嬰兒技術多處于一代（即體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和二代（卵細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CSI）階段，也有部分機構研究開展三代技術（植入前胚胎遺傳學診斷，PGS/PGD）。但要按照醫生要求，主要根據身體情況來選擇使用哪一代。

根據陳穎給記者提供的醫院治療說明，不孕不育癥狀首先要進行藥物治療，如果沒有達到目的，就考慮人工授精，如果不行才考慮做試管嬰兒。換句話說，治療都是從簡單到復雜。“不宜選擇過高技術，因為技術越高，人為干預的因素就越多。”

從上述過程來看，試管嬰兒似乎是不孕不育患者治療方式選擇的終點，但實際上，當作出這一決定時，漫長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剛踏上試管嬰兒的道路時，陳穎和大多數患者一樣樂觀，但如今她改變了先前的看法：“試管真的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剛開始我也想當然，但是在那之后各種問題就都出現了，哪一步不行都要重來。”

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陳穎和丈夫凌晨三點多就從家開車出發，到了北京通州已經是五點多了。“再坐地鐵到醫院一個小時，等到排隊拿號，起碼得九點半才能看上醫生，看完醫生還要去檢查，檢查完還得等著。排隊一兩個小時，看大夫差不多就三分鐘。”陳穎顯得比較無奈，但也只有穿梭在密密麻麻的患者中，開始各種檢查。

據陳穎介紹，如果各項指標沒有通過，就不允許進入試管周期，“驗血分很多項目，有些一天就出結果，但有些可能要七八天，都弄完可能半個月左右”。

陳穎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試管嬰兒過程主要分為六個步驟：確定治療方案，啟動助孕周期治療（超促排卵周期），試管B超檢測期，收入院，取卵以及移植。

所有檢查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路途遙遠的患者，會選擇在北京住一段時間以免舟車勞頓。曾有報道稱，北京某醫院對面的小區，形成了一個“求子旅館”——幾十個家庭旅館里居住的，是來自全國各地上百對求子夫妻，他們的“事業”是穿梭于旅館和馬路對面的醫院生殖中心，接受促排卵治療。甚至，“求子旅館”的老板也是依靠試管技術有了自己的孩子。

“等一切準備就緒就要打促排針，根據方案不同、用藥不同以及卵泡大小不同，時間也不同。一般得8~15天左右，取精子和取卵子時間相差不太多。”陳穎解釋說。

不過，取卵環節也存在一定風險，取得過多身體會出現腹水癥狀，“我當時取了20多個，大夫說讓我下個月做移植，跟我一起的有個取了40多個，出現了腹水，喘氣都有點困難。”

經過大半年的準備，陳穎終于開始了移植過程。不太幸運的是，幾個胚胎都沒有成功，但這也在情理之中。陳穎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如果主動詢問，大夫就會根據檢查報告跟你說成功的幾率，一般是40%~50%左右，但是如果女性子宮狀況差的話就會比較低。”

想起這幾個月前前后后在北京天津之間來回20多次，她長嘆了一口氣。

●輔助生育市場快速增長

從天津趕赴北京的陳穎夫婦，其實只是千萬“求子大軍”中普通的一例。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大約有4770萬對不孕癥夫婦，預期在2023年將增加至約5620萬對。屆時，中國不孕癥患病率預計將從2017年的15.5%增加到18.1%。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還是環境污染、工作太忙、生活不規律、不健康等因素。

從全球范圍來看，這一情況也不樂觀。報告顯示，全球不孕癥患病率已由1997年的11%上升至2017年的15%，預計到2023年將上升至17.2%。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得不說，輔助生育治療是一門大生意，有赴港上市的輔助生殖服務供應商在其招股書中引用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直言，輔助生殖服務市場前景廣闊。

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年均完成輔助生殖技術治療70萬例。而據和達資本報告分析，采用試管嬰兒的比例和人工授精的比例是2:1。每例試管嬰兒平均需要2個周期，每個周期的治療費用大概是3萬元；人工授精平均需要3個周期，每個周期治療費用大約是5000元。根據上述數據測算，我國輔助生殖市場規模約為150億元。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指出，全球輔助生殖服務市場已由2013年的187億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234億美元，復合年增長率為5.8%，預計于2023年進一步增長至318億美元，自2017年起計的復合年增長率為5.2%。

報告稱，中國的輔助生殖服務市場同樣增長迅速，已由2013年的115億元增加至2017年的221億元，相當于復合年增長率17.7%，預期中國輔助生殖服務市場于2023年前增長至527億元。

●海外求醫漸成選項

和陳穎類似的情況在國內委實不少，對比之下，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要幸運得多，他們有更多的選項——海外“求醫”。

近年來，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內患者尋求代孕、卵子和精子冷凍保存等更廣泛的服務，部分國人到海外尋求輔助生殖服務，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因服務成本相對較低而頗受歡迎。記者注意到，此前泰國曾打出醫療旅游的名頭，其賣點就是試管嬰兒。

根據國際衛生保健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泰國醫療游客數量正在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長。央廣網報道稱，輔助生殖、抗衰老治療和健康體檢是目前中國患者選擇去泰國就醫的主要目的，相對國內優質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在泰國可以較為方便地預約專家。

此外，由于擁有更高的服務水平、更廣泛的服務選擇，美國也比較受市場歡迎。近日赴港IPO的輔助生育醫療企業招股書數據披露，2017年，約1.5萬名國人到海外接受輔助生殖服務，其中30%前往美國。具體來看，加利福尼亞州成為國際患者的熱門目的地，2017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的約5150名國際患者中，70%來自中國。

但常年從事海外醫療咨詢服務的廣州壹加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鮑磊認為，相比于國外的輔助生殖技術，國內技術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比較先進，“很遺憾的是，仍有部分患者因不同的原因會選擇到國外大型綜合醫院、診所完成輔助生殖流程。”

“因為部分家庭考慮到優生的問題，國外醫療機構通常會直接建議就醫者采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這樣可以從基因層面排除一些因遺傳基因、染色體缺失、變異等致病的可能。”鮑磊提到，“美國醫院也只能篩查出200種左右，比如廣東地區高發的地中海貧血，以及大家熟知的‘蠶豆病’等，把帶有這些遺傳疾病的基因篩查出來，然后刪除掉，培養成健康的囊胚，保證新生兒健康。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還可以造福乙肝、HIV病毒攜帶者，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讓他們生出健康寶寶。”

多年來，鮑磊和他的團隊接觸了很多國內有需求的人士，在他看來，30至40歲是去海外尋求治療的人群年齡中最集中的階段，“到了這個年紀的人，有一定的財富積累，同時生育功能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卵巢和精子的質量都比最佳生育期下降很多”。

談起去國外尋求輔助生殖服務的原因，鮑磊也坦言，一方面是在試管嬰兒的臨床技術方面，國外整體上領先于國內；二是就目前來說，在第三代試管的操作案例數量上，國外醫院遠多于國內醫院。再者，國外醫生提供的服務對于就醫者來說，會更有針對性、更加個性化。“以泰國醫院為例，就醫者從見診開始，到B超檢查、促排用藥、打針、取卵等步驟，都是由他的主診醫生負責，由同一位醫生和他的團隊來料理，所以比較了解患者的情況。”鮑磊說。

北京鼎臣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合伙人范紹軍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國內去國外求醫的人并不在少數，但也只是占了總體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在國內做，“有一些是在國內沒有成功，想到國外試試，另外一部分人是收入比較高，認為國外條件相對成熟，直接選擇到國外”。范紹軍認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技術水平并不一定比國外差，國外雖然醫療服務的條件比較好，但是成本費用也相對較高。

●鏈條上的資本市場

正如鮑磊所言，在“海外求子”的原因中，不論是“操作案例數量上國外醫院更多”，抑或是“國外醫生提供的服務更有針對性、個性化”，其實凸顯的都是國內需求激增與輔助生殖機構缺口的矛盾。

由于涉及倫理，加上相關生育政策，中國輔助生殖政策管理嚴格。

國家衛健委官網顯示，截至2017年，中國共有451個輔助生殖中心、23家人類精子庫機構。其中，獲試管嬰兒牌照的醫院僅有327家，還有28%的生殖中心達不到試管嬰兒技術要求。而在1.3億人口的日本，輔助生殖機構數已達562家。

此外，官網公布的年均70萬例輔助生殖手術的數據，相對幾千萬不孕不育患者的數量而言，實在是少之又少，市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

另有資料顯示，中國輔助生殖服務市場主要由公立醫療機構組成，包括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等，少數為民營醫療機構。2016年，約占90%的現有持牌輔助生殖服務機構屬公立機構。

對于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區別，范紹軍介紹稱：“這個行業比較賺錢，大醫院醫療水平比較高。雖然現在很多民營醫院廣告做得很厲害，但總體上會差一些，不過也有很多民營專科醫院確實在某些方面會更專業，而且醫生來源也部分來自于公立醫院，治療水平并不低。”

“公立醫院一般人才優勢明顯，歷史久、案例多、平臺大，技術研發力量強，政策優勢明顯。私立醫院服務好、環境好，服務方式多樣、靈活，近年來也有不少高端人士會選擇私立醫院。就醫者需要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合適的醫院進行治療。”鮑磊說。

在巨大的市場需求面前，資本市場上，不少公司在這一領域動作頻頻。

通策醫療是上市公司層面較早獲得輔助生殖試運行牌照的企業。此外，Wind數據顯示，麗珠集團、長春高新、華大基因、達安基因、萬孚生物等上市公司也有一些輔助生殖醫療的相關布局。

記者查詢發現，去年6月，康芝藥業宣布以3.2億元收購兩家醫院，由此正式進軍輔助生殖市場。同年，互聯網醫療平臺微醫也將目光逐漸聚焦于輔助生殖領域，于5月及9月先后兩次投資輔助生殖公司。

在超過4000萬的不孕不育患者看來，這些原本距離他們的生活很遙遠的上市公司層面的投資，或許將是他們希望的來源。

正如陳穎一般，雖然經歷了第一次試管嬰兒的失敗，但她依然十分樂觀，她買了一臺跑步機，夫妻兩人堅持跑步鍛煉，即使剛結束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她似乎還沒有做好繼續下一個周期的準備。

其實，具有生殖障礙夫妻的故事向來如此：或許嘗試之后并未成功，但依舊沒有放棄努力。說是父母的偉大也好，說是傳宗接代的無奈也罷，在這背后有一條永恒的理由——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