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楊翼    

2018年,我國在科技領域的多個方面取得重大進步和創新。這些進步無一不跟我們的科技投入持續增加息息相關。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的研發人員總量穩居世界首位，研發經費投入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實現歷史性突破。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實施，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我國科技已步入快速發展軌道，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大國。

科技部研究員、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房漢廷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中國科技創新，與我們自己的過去比成效顯著，但也要正視差距，即與國際上發達國家比差距還很大，與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需要比，還任重道遠。

著眼未來產業技術開發

NBD：我國在一些領域比如芯片方面還存在一些核心技術短板，您認為我們在這些領域應當如何發力？

房漢廷：我們在一些領域確實存在核心技術短板，但是否如大家所說一定要在所有方面都要掌握核心技術？我認為，第一，在已形成穩定的“頭部（技術創造）、軀干（技術應用）和手腳（規模制造）”分工的產業領域，很難打破既有格局，分工合作比暫時不那么實際的競爭更重要；第二，在一個產業的未來迭代點上及早布局，等待下一次分工機會，才可能實現擁有核心技術的愿望；第三，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更要著眼于未來產業技術的開發和準備，如中國在物聯網、5G、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提前布局，已開始收到成效。

NBD：您認為我國的科技創新處于一個什么水平？

房漢廷：真實的中國科技創新水平，可以用科學、技術、創新三個維度評價才公正。

NBD：我國在學術論文和申請專利方面的成果均處于世界前列，但事實上，科技創新卻沒能成為引領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動力。您認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應當如何解決？

房漢廷：要評價這個問題，關鍵還是要準確理解什么是創新，創新驅動的引擎是什么。創新就是新的生產要素被納入財富創造過程的一系列活動，其中知識創造與技術發明只是創新要素的一個重要方面。概括地講，創新驅動的引擎至少包括社會資本（制度因素）、技術資本（種子提供者）、企業家資本（要素整合者）和金融資本（能量供給者）四個方面，它們之間的關系呈現為乘數關系。所以，除了技術資本具備了資源儲備之外，社會資本的匱乏，企業家資本的地位搖擺，金融資本的錯配，才是創新驅動不能發揮效能的癥結所在。

因此，創新驅動是個系統工程，光有技術一個輪子是轉不起來的。要解決這個難題，需要政府、企業家、科學家、投資家合力為之，即社會資本、企業家資本、技術資本、金融資本共同作為，學術論文和技術專利只是完成了技術資本化的第一階段，即知識產權的資源化，距離資本化還有相當距離。

NBD：您認為以政府來主導科技創新和以企業來主導科技創新，哪個更有優勢？為什么？

房漢廷：根據我對30年來中國科技創新的觀察，撇開純粹的基礎研究，我更傾向于用“非線性創新”與“權變式創新”來解釋政府主導與企業主導的關系。

從中國的創新實效看，非線性創新一直是主導。從產業或行業視角來看，中國的創新拓展和創新突破很多都是非線性的結果。首先，隱性技術的轉移是創新拓展快速展開的主要方式。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前，制造業主力是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也長期停滯不前，當市場力量被初步釋放后，大量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從國有企業流動出來，他們帶出來的隱性知識成為新辦企業的技術源頭。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成功發展，又有一批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流動出來，他們帶出來的隱性知識再次成為又一批新企業的技術源頭。當民營科技企業逐步成長起來后，他們也成為了新的或者更大的隱性知識供給源頭。這些都快速地推進了產業規模和企業競爭水平。

“換道超車”更有戰略價值

NBD：有專家認為，“彎道超車”是一個偽命題。您怎么看？

房漢廷：評價這個問題，就要回溯近1000年的世界歷史，特別是近400年的工業革命史。近1000年來，大約影響人類社會重大進步的技術有4000~6000項，客觀說，中國在其中的貢獻是比較少的。同時，現代科學體系、技術體系、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均發端于西方發達國家者。因此，中國被壓在競跑后面是一個自然的、長期的累積結果。即使時至今日，中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仍然很多，科學的原創能力比較弱。但這只是靜態地看，歷史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線性發展關系，美國僅250年的建國史，目前已經超越了歐洲，中國真正的工業革命幾經打斷，這一次是從1978年開始的，40年時間成為世界制造體系的大國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我認為，“直道超車”是常態，“彎道超車”是一種非常態，但當別人的車出故障了或過度保守降速了，道路又夠寬，為何不搏一把呢？當然，更為具有戰略價值的是“換道超車”，發現或修筑新的道路達到直接進入藍海的理想狀態，而不是陷入紅海去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