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

“十一”黃金周后，財政、央行“雙箭”齊發。

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強調，今年減稅降費將超1.3萬億元，正研究更大規模減稅降費。

中國人民銀行10月7日決定，從10月15日起，下調部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當日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不再續做，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及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力度。據介紹，降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用于償還到期的約45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除去此部分，降準還可再釋放增量資金約7500億元。

之前，財政部和央行曾陷入財政、貨幣政策之爭。現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正以“雙箭”齊發，來穩定今年的市場預期。中國經濟基本面，維持相對平穩的局面。但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市場對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維持“中高速”增長還有疑慮，對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否動力強勁也有懷疑。全球貿易摩擦加劇，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節奏也要適當調整，穩增長、穩預期的任務更為迫切。

在此情勢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而且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減稅降費。從營改增開始，中國減稅降費已經持續多年，而且正從市場領域深化至民生層面。前者在于減輕市場主體的負擔和提升企業活力，后者在于提高民生質量和提振內需動力。新經濟周期，主要大國都在通過減稅來提升本國市場競爭力和實現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像中國這樣持久減稅降費的國家，并不多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9%，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8%；2016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8.2%，2017年為27.2%，連續兩年下降。全球資本是流動的，尤其在美聯儲加息的市場效應下，新興市場普遍出現貨幣貶值和資本流失。中國企業，也曾激辯中國稅負過高，有些企業更是出走美國等發達市場。中國稅負降下來，不僅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資，也能有效阻止在華資本外流。

今年減稅降費還是進行時，規模將超1.3萬億元。這對市場主體而言，減稅降費帶來的獲得感，雖然在中國的大市場會因為平均而稀釋，但是中國的持續減稅降費，卻給市場帶來穩定預期。特別是，“十一”后中國工薪階層將享受到個稅起征點提升到5000元后帶來的減稅喜悅，雖然減稅不多但也是普遍的民生福祉。

二是加大財政支出。長期以來，人們對于財政支出的詬病有二：一是財政支出不科學，公共財政沒有用到該用的地方；二是財政支出比例低于GDP增速。今年財政支出，重點用在以下方面：一是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促進這些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補上區域財政保障能力薄弱的短板，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區域財政不平衡欠賬。支出總額近4萬億元，為近年來增幅最高；二是投向扶貧和污染，通過精準扶貧挖掉貧窮根子，解決大氣、水、土壤污染的頑疾。兩項投入約1500億元，均為近年來最高；三是加大民生領域經費支出；四是加大對重點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如生態環保領域和創新驅動行業。此外，今年財政支出增速，也預計超過年內GDP增速。

由此可見，積極的財政更積極，并非當年大水漫灌式的4萬億元大投資計劃，而是財政支出的精準投放。減負與補短相結合，積極財政才能發揮出積極效應。

再看降準，這是年內第四次降準。由此釋放出來的7500億元流動性，起到了貨幣“寬松”的目的。財政“積極”加上貨幣“寬松”，之所以是“雙箭”齊發，具有合力穩預期的作用。

釋放出來的7500億元資金，重點投放于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解決其資金不足和融資難問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實體經濟缺少資金，是中國市場的老大難問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無論降息、降準還是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釋放的流動性都未徹底解決資金精準投放的難題。經過改革紅利的釋放，以及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繼續向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輸入流動性，會發揮更好作用。此外，由于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第三季度經濟增長或降至6.6%，第四季度回落至6.4%。在此情勢下，建筑內釋放流動性也是穩增長的必要舉措。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降準和美聯儲9月底的加息也形成了“逆周期”。這是為了扭轉美聯儲加息帶給新興市場股債匯“三市三殺”的頹勢，也是向全球展示中國市場的信心。即中國有能力通過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調整，向世界傳遞中國經濟的韌性和穩定。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