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兩則新聞報道引發關注，一是雄安新區明確提出要成為“中國硅谷”，二是《南方日報》報道稱，今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廣深科技創新走廊的戰略，對標全球打造“中國硅谷”，并且明確廣州、深圳、東莞要切實擔負起主體責任。東莞的發展首次被放到與廣州、深圳兩個國家中心城市同一平臺去謀劃推進。

這可以看出多重信息，包括城市群組團發展成為中國城市當下乃至未來的重要走向，并希望由此提升在世界級城市群競爭格局中的話語權，增加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縱深度。同時，中國城市內部競爭加劇，資源、高新產業鏈條的頭部地位爭奪等，都在加劇。

相對簡單的劃分，我國已經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珠三角五大國家級城市群。城市群最初的目的，是要解決城市健康發展的問題，通過建立新型的區域協作機制，讓城市之間以合作共贏的方式解決共同的問題。

而隨著技術革新、要素流動和產業轉型升級等因素影響，中國區域經濟已正由傳統的省域經濟與行政區經濟向城市群經濟轉變，城市群已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主要空間形態。從當下來看，城市群尤其是對標全球性城市群的部分城市群，其合作與競爭都更是產業鏈之間的競爭。

城市群更好實現了產業發展資源更強的聚合效應，通過群中各個城市彼此間的資源互補，形成更具效率和價值的產業鏈條。目前，以參與全球價值鏈升級競爭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模式已愈加明顯，“產業升級+政策創新+全球性城市群”，城市間深化價值鏈合作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國家政策也正提供助力。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城市群發展效應顯現的同時，大城市周邊的都市圈漸序形成，作為核心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價值也更趨大化。

這也意味著中國城市的競爭格局中，城市群的組團競爭已漸成事實并逐漸激烈和擴大化，但城市間的個體競爭依然存在，并將長期存在，因為對單個城市自身來說，需要在共促合作下競爭，提升自己自己的話語權，以及在未來城市格局中的權重。

城市個體的競爭不僅存在于城市群內部、省域內部，在區位優勢、國家政策支持等發展要素，經濟體量等差距不大的不同省域城市間，更為明顯。

可以看到，“強省會”已成為近幾年區域經濟變量的明顯產物，部分省會城市強勢崛起，對省內資源的吸附作用更加明顯，這是既定事實，也是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之一。

新一線城市中，誰將晉級為一線，成都、武漢、杭州、天津還是蘇州，或者其他城市？杭州的聲音一度較高，尤其是10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郵票揭幕，郵票上只展示了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代表性元素，但沒有廣州，引發廣州被踢出了“一線城市”，杭州將取而代之的猜測。

有看法認為，這一紀念郵票顯示出明顯的寓意，即最能代表中國現階段展示給外界的四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京滬廣深”，且意味著二線城市擁有晉級“新一線城市”的機會與實力。

正是類似的猜測和希冀，給了很多城市晉級的渴望和動力，同時帶來了焦慮。

一個現象是，當北京上海收縮戶口指標、控制人口規模之時，武漢、成都、鄭州、西安、長沙等城市紛紛展開“搶人大戰”，提供頗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包括給戶口、買房優惠、創業扶持政策等，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入駐形成人才集群，驅動創新，進而實現產業集群，驅動城市升維發展。

同時，“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機遇下，爭奪更加激烈，這不簡單是一個頭銜的獲取，更是一個城市能否獲得國家在一些大的改革開放創新舉措、具有戰略引領意義的先行先試部署上，以及一些重大功能性項目配置上優先考慮的關鍵因素。

此外，“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等區域戰略建設推進，既促推了沿線城市的內部開放和對外開放，也加劇了這一政策紅利的爭奪。

可以說，中國城市正面臨著更為復雜縱深的變局和機遇。

站在一個更巨闊的背景下來看，作為經濟發展的能量體，在當下新一輪中國經濟改革棋至中盤的關鍵期，中國城市的走向不只決定著經濟能否順利探底回升走出“L”型，也決定著中國在全球經濟的話語權多少。

目前，國內供給側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新舊動能轉換尚需時日，金融去杠桿任重道遠，城市如何在新經濟新常態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如何實現自身的躍升，如何對未來發展作出新的規劃？

中國城市何處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住建部副部長倪虹,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范恒山,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原深圳市副市長唐杰,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等重磅嘉賓將出席12月2日在北京舉辦的“2017鳳凰網財經峰會-中國城市百人（冬季）論壇”，就以上話題給出自己的真知灼見，為中國城市發展建言獻策。

（來源：鳳凰財經微信號ID：finance_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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