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俊

在日前舉行的“2017第三屆中國PPP融資論壇”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一些地方把PPP模式簡單化地作為政府的一種投融資手段，產生了風險分配不合理、明股實債、政府變相兜底等泛化異化問題，積累了一些隱性風險。

雖然各地推出不少PPP項目，且不少項目看起來很具吸引力，但真正落地的非常有限。即便落地的項目，不少也是國企背景的企業，并由這些國企再分包給其他所有制企業，形成國企做一級承包商的格局。

實際上，從PPP設立的初衷來看，更多的還是希望非國有的社會資本參與。也就是說，只有讓更多的非國有資本參與到政府項目建設中來，社會資本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得以發揮，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效益最優化。

PPP項目過多地讓國有資本參與，從地方來說，或許解決了問題，對國家來說，則沒有達到推廣PPP的目的。社會資本出路少、投資渠道窄的矛盾，仍然會困擾著經濟社會發展，會成為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一大隱患。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有關調動社會資本積極性的問題，就一直是社會各方面十分關注的話題。如何激發社會資本的活力，顯然成了最為重要的話題之一。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社會資本參與的熱情似乎并不太高，更多的都在等待觀望。特別是去年下半年，民間投資增速一度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的現象。

針對相關問題，中央出臺了多項政策、多個文件，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經濟發展、社會投資、政府項目建設等，并通過加快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給社會資本釋放政策放松、環境改善、投資空間擴大的信號。可是，效果仍然不是十分理想。原因就在于，社會資本投資的渠道不暢、空間過小。所以，推廣PPP，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給社會資本更多的出路、更多的投資空間。如果地方政府將其當作融資工具，或者說，仍然把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作為國企的一個平臺，顯然是達不到目的的。

造成地方政府泛化異化PPP的原因很多，但這三個方面不容忽視。客觀上，在經歷了前些年的城市建設大發展、特別是土地的過度開發以后，一些地方面臨發展瓶頸，而前些年留下的短板又很多，迫切需要通過新的投入來解決。所以，需要與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距，迫使地方政府仍然希望通過融資來化解資金矛盾。在平臺公司受到政策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就把目標轉向了PPP；主觀上，則是錯誤的政績觀仍然在起作用，在催促地方政府把注意力放在項目建設、尤其是城市建設項目方面。如此一來，就迫切需要有投資者、有資金等的進入，PPP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首選。

同時，在工作上，也反映了部分地方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思路單一，除了非生產性投資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發展方式。別看絕大多數地方都有自己的產業發展目標、產業發展重點，可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嚴格按照產業重點去發展的并不多。原因就在于，他們也不知道到底該發展什么，只是看到人家有產業發展重點，自己也要確定一個產業發展重點。但這個產業是否真的適合當地發展實際，可能就沒更深研究。

財政部最新發布的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第8期季報顯示，當前進入管理庫的6778個項目中，東部項目數占28.8%，中部占27.6%，西部占39.7%，東北占4.0%。地方財力較好的東部地區占比反而不如西部，除了西部基礎設施滯后的因素之外，與西部地區對投資建設的熱情很高也不無關系。

當然，地方政府選擇國企作為主要合作者，而更多地由國企組織民企等非國有資本進行間接合作，與地方政府害怕承擔責任也有一定關系。尤其是負責具體項目實施者，認為與國企合作基本沒有風險。殊不知，這樣的看法和相應操作，使原本可能效果更好的PPP，變成了變相的融資。

所以，PPP被泛化異化，最根本的還是地方政府沒有真正理解PPP的內涵，沒有把PPP當作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一次良性互動，而仍然是將其當作融資的工具。自然，也就不可能不被泛化異化，甚至被扭曲。而泛化異化和扭曲的結果，則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無法實現效率最大化、效益最優化。

（作者為財經時評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