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馮彪

9月4日，20國集團領導人齊聚中國杭州，探路世界發展前景。

在舊有增長機制乏力，新動力、新機制孕育之際，第十一屆G20杭州峰會成為新舊動力轉換節點。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本屆峰會東道主，中國為世界發展提出的“中國方案”尤為引人關注。

在美麗的西湖畔，《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下稱NBD）對話多次參與G20峰會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

在王文看來，在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引擎之際，中國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帶進G20，賦予其更加廣泛的代表性。與此同時，作為東道主的中國，既是世界經濟的穩定劑，又是新體制、新觀念的積極倡導者。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面臨哪些挑戰？中國的G20“藥方”又將如何治愈世界經濟“病灶”，鼎力全球發展？讓我們沐浴在西湖的美景與微風中，跟隨王文的經歷和見解，傾聽“中國好聲音”。

G20把脈世界增長陷阱

NBD：首先問一個輕松的話題，G20這種高大上的全球頂級會議，和我們普通老百姓有何關系？

王文：實際上G20和我們普通人的生活也息息相關。舉個例子，現在每年約有1.5億人次中國人出國。但是，在絕大多數國家都不能直接拿人民幣消費，必須先拿人民幣換成當地的貨幣。多次出國經歷都讓我強烈感覺到國際金融秩序對人民幣的不公。去年在土耳其，美元兌土耳其里拉的比價大約是1：3，按照這個比例，兌換1個土耳其里拉大概需要2元多一點人民幣。但實際上，在土耳其，你需要用3.5元多人民幣，才能換一里拉。若想減少損失，就要先用人民幣換美元，再用美元去換其它貨幣。

這種現象是因為人民幣并沒有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獲得真正的認可和肯定，而這正需要通過G20層面的協調才能解決。這次G20杭州峰會也會涉及這些議題。如果上述情況得到改善，人民幣在整個兌換過程中就減少了巨額損失，同時也會提高交易效率。另外，像建立全球的金融安全網，對資本流向進行高度監管等議題都對我們每一個老百姓的切身生活有很重要的影響。

NBD：作為全球最高級別的政治經濟論壇，G20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王文：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G7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力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加速了全球治理機制變革，囊括眾多新興經濟體的G20走向歷史舞臺。在G20機制內，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能同西方發達國家共同探討全球問題。G20既是一個管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工具，也是鼓勵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交流的重要場合。G20的機制也逐漸完善，議題也由最初的經濟、金融領域向貿易、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擴展，為全球主要國家政策協調、解決爭議、共謀發展奠定了基礎。

NBD：G20領導人峰會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走來，那么這8年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有哪些變化，當前又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和機遇？

王文：盡管世界經濟走出了08金融危機的陰霾，但是仍然復蘇乏力。今年來，世界主要機構普遍認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將在2.9%以下。全球經濟正面臨“新增長陷阱”，這包括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全球財富分配“新鴻溝”難題、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地緣政治風險。

然而，在低增速之下，原來單純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老路越走越窄，效果不斷遞減，主要經濟體政策明顯分化，難以形成合力，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構建開放型經濟任重道遠。而且，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顯，貨幣、財政、糧食、能源、氣候等多重危機接踵而至，低增長、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失業、高債務、高泡沫等風險有增無減。

但是當前的機遇也很明顯，那就是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目前正是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期。當然，釋放新動能的潛力，也需要G20這樣級別的全球治理機制提供公共產品，實現制度體系的改革創新。

中國為發展中國家代言

NBD：您多次參與G20相關會議，您覺得這次在中國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將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王文：在G20的中國時刻，我認為本屆峰會亮點之一就是把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納入G20議題。以前，G20更多地在講“增長”與經濟、金融的關系，而“發展”則被認為與發展中國家、減貧或者社會、環境議題聯系在一起。這次G20杭州峰會，發展議題將成為焦點，議題也更關注整體的、包容性的發展，包括能源獲取、糧食安全與營養、人力資源發展、高質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普以及國內資源要素流動。這次峰會把可持續發展置于核心。“增長”已被重新定義為“發展”的一個子集。

第二個亮點體現在G20機制的突破。例如以前G20的貿易部長只能在WTO框架溝通協調，今年中國開創了G20貿易部長年度會晤機制化，大國協調貿易制度對于阻止貿易保護主義將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在G20框架下，能源部長、就業部長、農業部長的定期會晤也在今年實現了機制化。另外，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也首次出席G20，這也堪稱本屆峰會的一大亮點。

NBD：在中國的邀請下，埃及、哈薩克斯坦等國也參與到本屆G20峰會中，本屆峰會也創下發展中國家數量最多的紀錄。這是否透露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這又反映出中國主辦G20的何種思路？

王文：2015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首次超過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他們也需要更多的話語權，G20杭州峰會正是發展中國家集中亮相的一次機會。

我認為，如何提升全球經濟治理的代表性很重要。雖然G20國家人口占全球2/3，國土面積占全球60%，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85%，貿易額占全球的80%，但仍有些國家質疑G20的代表性，為什么全球經濟治理只能由這20個國家和組織來主導呢？本屆峰會，除了G20成員國和國際組織外，乍得、埃及、哈薩克斯坦、老撾等國也將參與。

不僅如此，為辦好G20杭州峰會，形成代表最廣泛意見的共識，中國不僅同G20成員和國際組織頻繁交流，而且還同幾乎所有的聯合國成員開展對話，特別是其中的130多個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些小島國。可以說，在中國主辦的這次G20峰會已經加強版的G20，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意味著中國把更多發展中國家帶入到G20中，實際上是增加了G20的代表性，這也是實現G20目標的中國方案之一。這也體現了中國的的確確是在為發展中國家代言。

 中國開出結構性改革的“藥方”

NBD：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本屆峰會的東道主，在G20中，中國將扮演什么角色，發揮什么作用？

王文：中國在G20中的作用，在前兩年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記得，在2014年的澳大利亞布里斯班G20峰會預熱會上，由于中國代表晚到半日，令不少與會者因錯失交流機會而感到遺憾。有的代表稱“中國人來了，預熱會議才算真正開始”。而中國代表一到，預熱峰會便成了“中國日”。

中國經濟連續30年高速增長，經濟規模龐大。2008年以來，中國一國貢獻了全球經濟總量的30%以上，最近三年則達到44%。而且，2008年以來，中國沒有發生大的金融波動。各項金融數據平穩且處于合理區間，對于“大通縮”的全球環境是強有力“穩定劑”。

另外，中國也是全球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例如，在重構全球投資新規則的過程中，由中國主導的《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正在被各國接受和認可。再比如，早在2009年，中國提出的擴大IMF特別提款權的使用，減輕對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依賴，這一倡議在當年的G20倫敦峰會上獲得成功。

NBD：當下中國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全球經濟復蘇有哪些貢獻？中國又能為全球經濟的“病灶”開出哪些“藥方”？

王文：實際上在去年的G20安塔利亞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就為促進全球增長開出了四張“藥方”，即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推動改革創新培育新動力、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和落實好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中國的發展經驗也在G20平臺上得到回應。去年的G20安塔利亞峰會公報還大篇幅采納我國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多項發展理念。G20提出的全球經濟包容和穩健增長政策框架，與中國“十三五”規劃理念一致、措施一致，甚至周期也是一致的。G20峰會所要做的工作，堪稱是制定國際版的“十三五”規劃。

過去幾年，各國走出危機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財政和貨幣政策，主要體現在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和刺激需求，這種周期性政策無異于“飲鴆止渴”、以鄰為壑。但是去年，在經濟增速放緩之下，中國沒有選擇強刺激的路子，而是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促進新舊動能的轉換。結構性改革已基本取得各國共識，開創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新篇章。

NBD：那我們該如何理解今年峰會的主題：“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

王文：“創新”是長遠發展的動力之源，包括創新科技、創新經濟以及創新體系。當前，新的科技變革正在孕育，要使這種增長潛力得以釋放，就要改革機制，讓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更加有效、便捷地流動。“活力”是指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世界經濟發展活力依賴于完善而公平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聯動”是指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包括促進貿易與投資。中國倡導“聯動式發展”概念，就是要破除藩籬，實現資源流動，共商、共建、共享發展。“包容”是指包容性增長，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球，促進公平公正，實現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發展在此次峰會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體現了中國將全球治理惠及每一個人的理念，體現了發展的包容性

事實上，此次G20峰會的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主題，與‘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想不謀而合。‘十三五’規劃確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形勢提出的治本之策。這些新發展理念正在成為全球共識。

以下為視頻采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