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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鄢銀嬋

隨著江西贛西新區獲批，國家級新區數量激增至18個。

6月22日，在重慶舉行的國家級新區發展論壇上，包括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史育龍等人士均認為，國家級新區的發展關鍵在于“新”，從功能定位到產業發展都要有所創新，主動融入到國家戰略中，加強各個新區之間的聯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歷經24年發展，批量增長的國家級新區在未來的國家級戰略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差異化創新發展，已成為各個新區指揮者的首要解決難題。

有觀點認為，國家級新區大量擴容后，其含金量也有所下降。《國家級新區發展報告2015》也指出，產業競爭力不強、要素集約節約程度不高、開發建設特色不明顯的同質化發展，已成為國家級新區發展普遍存在的三大問題。

國家級新區已增至18個

自1992年上海浦東新區設立后，我國進入國家級新區時代。歷經24年時間，國家級新區批復由稀疏走向密集，數量在近幾年間迅速增長至18個。

“戴著‘國家級新區’帽子就能獲得大量政策紅利的時代已經遠去。”6月22日，在重慶舉行的國家級新區發展論壇上，一名國家級新區工作人員直言，同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當初批復時相比，國家級新區這塊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正在減少。

這一現實在《國家級新區發展報告2015》中也有所著墨。該報告指出，產業競爭力不強、要素集約節約程度不高、開發建設特色不明顯的同質化發展，已成為國家級新區發展普遍存在的三大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當天的論壇也吸引了全國18個新區管理者、建設者的參與，未來這些國家級新區究竟要怎么走則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

事實上，目前國家級新區開發建設上存在的部分問題已經引起國家發改委的注意。今年5月，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16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要求各新區結合自身特點和實際，圍繞1至2個重點方向開展體制機制先行探索。

“實際上國家在批復新區事項上一直都非常注重各自的功能定位，但部分新區也確實存在核心功能不夠清晰的問題。”史育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除了現實發展中的矛盾外，新區的功能定位還需要進一步細化，這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設計頂層方案和具體操作中共同解決。

重慶市統籌辦副主任張國智則認為，國家級新區是城市增長極，既有傳統開發區集聚產業的功能，又有城市功能，推動產城一體、產城融合發展，在未來的發展中要進一步積極主動對接國家戰略。

亟待解決的問題還在于部分國家級新區建設主體不明確。“有些跨行政區域的新區，建設主體難以明確，如果僅以地市級政府統籌，能利用的資源難以支撐新區的建設發展，要強化省級政府來推動。”史育龍表示。

新區之間牽手并非孤例

新區數量密集增長，各新區之間的競爭、暗自角力也成為關注熱點。《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同以往相比，各個新區代表顯然更愿意提合作。

“我們最近與廣州南沙新區進行了合作，按照一園三地的模式，建設國家創新合作主題園區，通過制度創新，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充分發揮兩地龍頭企業及行業商會的作用，在多領域合作，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對接，共同推進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西咸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王飛表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西咸新區與南沙新區的牽手并非孤例，據《貴州日報》報道，早在2014年貴安新區便與浦東新區開展了金融領域的戰略合作。

“一個門店支撐不了朝天門市場。”兩江新區管委會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西部各新區蓬勃發展是共同目標，中西部作為新一輪全球性產業轉移的承載地、3億多人口的新興市場才能真正成立，才會吸引更多的資本關注和投資。

大連金普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王會軍在國家級新區發展論壇上建議，全國各個新區聯手成立“新領軍資本”，以承接夏季達沃斯論壇中相關技術、項目在各個新區的落地，加強合作溝通。

盡管國家級新區的含金量有所下滑，卻并未阻擋地方政府對其的熱情。據不完全統計，在今年的省級“兩會”上，鄭州鄭東新區、江西昌九新區、沈陽沈北新區、烏魯木齊新區、石家莊正定新區、南寧五象新區、唐山曹妃甸新區、武漢長江新區、襄陽漢江新區等均提出申報國家級新區。未來國家級新區還會如何布局，也成為熱點之一。

史育龍表示，晉升為國家級新區，意味著招商引資的平臺升級；同時，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新區可以成為地方經濟新引擎和發展新空間，但在布局、核心功能和創新方向的設定等方面則還需要作更深入的論證、分析。